部落格

Nakai Tai 村 – Khammouan 省 -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們長期在此工作的小小回饋就是對當地造成的改變。一件事從開始參與到開花結果，你會看見其中的過程與改變。工作的目標之是避免災難發生，但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們不禁懷疑：我們所做的真的幫助他們遠離傷害了嗎？還是仍有許多不定時炸彈？ 起初我認為清除的未爆彈數量越多，我們越接近成功一步。我們應變小組花了近六個月的時間銷毀了1000顆的bombies-集束炸彈裡的子炸彈- (Cluster bombs-集束炸彈-是當地最主要的殺手，1964年到1973年間美國對寮國投射了近8千萬顆的炸彈，至少還有1千2百萬的炸彈仍未爆炸)，其中的任何一顆都有可能隨時毀掉一條腿、一條手臂甚至一條人命。 達到銷毀1000顆炸彈的里程碑後，計算清除的數量似乎對我來說變得沒什麼意義。但我的口譯員Yai他卻堅持算下去。直到現在他告訴我說：在我們工作即將滿一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累積了1600枚的炸彈還有堆滿倉庫的火箭、迫擊炮、手榴彈、彈殼、大型炸彈及其他大砲等等。然而Yai到現在也跟我一樣漸漸對於計算數量失去了興趣。在工作屆滿兩週年的時候，沒有人想猜我們到底清除或銷毀了多少數量的未爆彈。 當我停止以數量衡量我們抵達成功的進度時，我開始注意更重要的指標：我們村莊周圍意外發生的件數。我努力尋找因為我們付出而減少死亡或受傷的證據。而我需要的是更有公信力的數據。 在寮國，很少有關意外的報導。住在偏遠村莊的人們認為：跋山涉水為了一個在他們眼中很平常的未爆彈意外作報導是浪費資源的行為。(在寮國擁有超過10,500個村莊，是東南亞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當地人計算村莊到最近市集的方式是走路的“天數”) 你可能會想說從醫院的紀錄開始找起會是個好的出發點。但是在寮國，人民根本沒有錢付醫藥費，甚至是村落到醫院或診所的交通費都有問題。看到那些在當地小診所撐到不能再撐而轉到大醫院的窮病人，那受傷嚴重的程度令人震驚。 醫院紀錄只提供了部分的未爆彈受害者數量，還有不準確的死亡數目。撇開醫療費用不說，重傷病患的家屬有時候也不願意帶患者到醫院治療，因為他們害怕一但人死於他鄉，他的靈魂將在陌生的環境中徘徊，所以他們認為患者在家中死去是較好的選擇。 上星期一個“風險教育”的國際會議中我研究了一下有關寮國的官方數據。在場的每個人對此數據都抱持懷疑的態度。幾名熟知當地資訊的與會者舉出了許多沒有被列在官方清單的案件：未爆彈清除技師的在工作中不慎被炸死、幾名小孩被炊火底下的未爆彈炸死、年輕人釣魚時被未爆彈炸死等等。單是這些案件就能官方數據持續上修。 我們工作的意義讓我不再計較這些數字。近一個月前我向我的朋友吹噓說我們工作的村莊裡已經有23個月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我聲稱這一段平安的時間就是我們努力結果的證據，然而就在兩個禮拜前，我們失去了繼續吹噓的權利。 這項消減了我們動力的事件在當地人眼中仍然無新聞價值：在Nakai Ta村里，有些人會在寒冷的早晨聚在火堆旁取暖。而不管取暖或煮飯，村民每天在會家中、村莊任何地方生火。Nakai Tai村已經在同個地方生存了三代之久，我可以走進村中上百個家中藉由燒焦的土壤以及木材灰燼指出他們上千個生過火的坑。 意外的發生是因為Nakai Tai某村民剛好在40年前留下的37厘米對空彈上生火，至於這種事為何會發生？想想看吧。 在彈殼爆炸的當下碎片飛過在場11個人的頭頂-那些當時覺得安全又溫暖的男女小孩。幸運的是爆炸的軌道高過村民的頭部以及身後的房舍，只有最靠近火堆的村民被燒燙的碳火濺到臉部，而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的傷勢嚴重到需要花錢看醫生。 一位女性因為爆炸氣流的關係短暫性的失去聽覺，不過三天後她很開心的告訴我們她的聽力奇蹟似的恢復了。Yai和我覺得這是”絞架幽默”(註：把不好的事件-例如死亡-變好笑的幽默)因為她聲嘶力竭的告訴著我們她聲音如何回來的故事。 像這樣的事件真的很少會被紀錄在官方數據中，而且從寮國人的觀點來看，這種小事並不需要報導。就一些小小的火花、燒傷，家裡的急救箱就可以解決，還有一個聽力受損女人但是對她來說不是大問題。 填寫未爆彈意外的格式裡只有“受傷”及“死亡”。就我看來，沒有人會因為死亡的數據的改變而感到畏懼。或許應該計算一下因為受傷或和死神擦身而過而受到創傷的人。Nakai Tai村將在名單中多添上11個人。 我想或許我提出這樣的議題很蠢。但如果像我們一樣在此工作的人無法精確計算受害人數包括受傷、死亡，我們又如何能列舉出生活在那些看不到的精神痛苦之下的人們呢？ 我們應變小組所作的工作無法完全保證可以救人，但秉持著我們可以作一點改變的精神，我們將持續在此埋頭苦幹。1000個子炸彈堆起來的確會造不小的傷害。或許我們可以大聲的說Nakai Tai村在意外發生前23個月風平浪靜的日子是我們努力的成果，而我們將繼續努力下一個23個月，不，是24個月。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非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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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xai 村, Khammouan 省,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Khammouan省Mahaxai村位於寮國中南部，距離越南邊界大約向西40哩。在中越戰爭期間，寮國皇家軍隊步兵和代表寮國解放陣線的越南軍隊曾在這裡發生激烈衝突。交戰期間，當地居民原本就已險峻的處境，後來更因美國軍機的連續轟炸而亦發艱難。 直至今日，Mahaxai仍是掃雷隊繁忙工作的地方之一。在2008年，我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清除折磨該村長達30年的一處佈雷區中的半數地雷。(至於另一半呢？對當地人而言，悲傷的是，聘用當地人民進行掃雷的主要國際機構僅需要清除該致命區的半數地雷，即能達到其宣傳目標。達成預期目標後，沒有任何人，無論是人道救援團體或是商業組織，對完成這項工作感興趣。) 我們也清出了為數可觀的迫擊砲、飛彈、砲彈和集束彈。同時，也掃出一些大型炸彈。我們曾找到重達750磅的炸彈，證明了死亡曾侵襲Mahaxai小村，從在2萬5千英呎高空中飛行的美國B52轟炸機上，如傾盆大雨般落下。 在中印戰爭期間，Mahaxai村民的生活條件相當嚴峻。有幾名幫我們工作的人就在這個地區長大，和我們分享了他們如何為了安全，被迫放棄家園，躲到山洞或徒手挖掘的地下碉堡中。他們形容，他們在恐懼中度過好幾年。比起當聽見飛機掠過頭頂時，思索著要怎麼邊跑邊掩護的恐懼，他們更害怕一再地從全家的轟炸逃難所長途跋涉到下一個處所。即使是在戰後出生的年輕世代也記得饑餓好似永不間斷，時不時還得費盡千辛萬苦來滿足日常基本所需。害怕被射擊或轟炸的恐懼在1975年終結，但因戰爭而起的貧窮直至今日都還沒被克服。 我之所以會對Mahaxai戰時和戰後的處境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結交了2名Mahaxai村的村民，這兩人是壞疽性口炎的病友。在寮國，壞疽性口炎這種罕見疾病可能肇因於戰爭造成的生存條件低落。既然Mahaxai村的環境出現了多起壞疽性口炎病例，我希望能深入瞭解該村落在戰時或戰後不久的生活條件。我也希望能對目前的狀況進行評估，探討在這麼多年過去後，村中的生活是否仍致兒童於險境。 壞疽性口炎過去稱為口頰壞疽，症狀是在嘴部出現潰瘍(軟組織壞死)。年輕兒童是好發群體，通常會造成嘴部或臉部被破壞變形。一名寮國發展運動工作者發明了一個很適切生動的寮國詞彙“Pagnad Pak Poue”(意指嘴部爛掉的病)來形容這種情況。在未受到治療的兒童中，死亡率高達90%。少數存活下來的人可能會失去牙齒、嘴唇、臉頰、鼻子或下頜。 壞疽性口炎曾被稱為「貧窮之臉」，因為這種病症的出現明顯與貧窮、營養不良、傳染病、免疫系統受損、生活在與家畜動物有近距離接觸的環境、缺乏維生素、公共衛生不良、口腔衛生不佳以及可取得的健康照護有限等因素密切相關。 這種疾病最常出現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像是奈及利亞即建有全球最大的壞疽性口炎治療中心。壞疽性口炎在亞洲常被忽略。我的友人Dr. Leila Srour讓壞疽性口炎在亞洲的氾濫首次登上學術殿堂。Dr. Leila Srour接受了美國明尼蘇達州慈善機構「健康前線」(Health Frontier)的贊助，在一份專業醫療期刊上發表了在寮國壞疽性口炎的研究紀錄。(詳見：寮國的壞疽性口炎：亞洲貧窮地區赤貧的恥辱，刊於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2008年3月號)。 Leila是第一個指引我前往Mahaxai的人。 我找到的第一名病人是名為Gadam的男子。一旦我決定要調查他成謎的行蹤，他一點也不難找。從Mahaxai外好幾哩的地方出發，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問村民說，要去那裡找那個臉上有洞的男人。我問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為我指引他家所在。 當我終於找到他時，Gadam剛好從他的稻田中結束一天的工作返家。他的半邊臉被一條綁在他頭上的圍巾遮住，將他的下巴和臉頰藏了起來。我的出現讓他有點害羞，不過我的口譯人員Yai擅長於打破僵局，與村民建立關係。我讓Yai先和Gadam談天說笑一陣，然後才向他解釋，我曾聽聞Gadam的故事和他的健康情況，因而想要更了解他的生活。 Gadam將我們迎進了他家，當我們停在門口脫鞋時，一名年輕女子從屋裡走出，拿著掃把，迅速地把陽台的地板掃乾淨，鋪上一塊色彩鮮豔的墊子。我和Yai放鬆地盤腿坐在地上，Gadam立刻在我們對面坐下。很快地，年輕女子再次出現，手中拿著兩個杯子和一個裝滿清水的水壺。她優雅地坐在Gadam身旁。 「嗯，」我想，「這應該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妻子。」 從我坐的位置直直向前看去，Gadam的臉部和嘴部看起來幾乎是正常的；圍巾成功地將他臉上變形的部分遮蓋住。我猜想著，當他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時，是否仍會戴上圍巾，讓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不要看見他的傷口。此外，我問我自己：「在小村的封閉生活中，他是因為羞恥，還是怕別人感到不舒服，才把他的臉藏起來？」 在幾分鐘關於目前農事景況、天氣和Gadam家人健康狀況的閒談後，我們開始進入正題，討論傷害他的臉部、也改變他生活的疾病。Gadam說話低聲細氣的，有點害羞，不過他很樂於分享他所記得的罹病過程。 後來，當我對壞疽性口炎更加認識之後，我了解到Gadam含糊的聲音不只是他的害羞所致，事實上這也是疾病所帶來的後遺症之一。壞疽性口炎的病患的下巴骨頭構造和嘴部其他組織通常會被大幅度損害，以致於他們無法移動下巴去吃東西或說話。(以Gadam的例子來說，如果很用力的話，他的嘴可以張大到食指的寬度。) Gadam說他目前大概27、28歲。而他大概是7歲時得到壞疽性口炎的。他記得那時他剛開始上學沒多久。他最先出現的症狀，與大多數的壞疽性口炎病患相同，是在口中出現了小小的、會痛的潰瘍，很快，潰瘍變成黑色，嘗起來的味道令人很不舒服。 疼痛很快地開始蔓延，他母親所使用的任何一種家庭療法都沒有辦法治癒。由於Gadam家貧，到30哩外的省級醫院接受治療是不可能的。Gadam不確定他病了多久，不過他知道他母親害怕他會就此不治。他開始發燒，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接著可能是好幾天都失去意識。在感染減弱前，他失去了牙齒、頜骨和嘴中的軟組織。他在兩頰都留下佔臉部1/4大小的洞。 大約當Gadam從疾病的高峰期慢慢恢復時，他相信他自己的外表都被毀了，他根本不能承受要面對同學的想法，因此從未返校就讀。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把臉遮起來。 很難準確地預測壞疽性口炎究竟奪走了多少人命。而被毀容的受害者也常躲起來，或是被家人藏起來，避免與大眾接觸。各國政府有時會否認壞疽性口炎的發生，因為出現了壞疽性口炎等於污辱了政府所進行的援助和發展成就。由於這種個人和集體的恥辱，大多數的病人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滿懷寂寞、悲傷和絕望。 就像要求一條魚去形容水為何物一樣困難，Gadam幾乎不能估算在他童年時，他的家庭究竟是比Mahaxai的其他人家來得窮還是富有。「我們就像其他人一樣。」他說。 為了對Mahaxai在戰後10年左右，也就是Gadam童年時的生活條件有更清楚的了解，我繼續追問。但我提出的食物和衛生相關問題讓Gadam感到很困惑。他根本無從了解，自己的家庭所獲得的食物比鄰居多還少，而他們使用的水資源是比他人來得清澈還是混濁。對Gadam而言，在Mahaxai的生活就是在Mahaxai的生活，就是生活該有的樣子。然而，我的其中一個問題的確引來具啟發性的答案：Gadam的母親生了6個孩子，有3個孩子在幼年就夭折了，而她也幾乎要失去Gadam。 (直到今天，或者說至少到2007年，這是我所擁有確切數據的日期，都還有41%的寮國兒童營養不良；許多地區的嬰兒死亡率達到兩位數，而寮國人的平均壽命比大多數美國人少20年。) 就我個人的看法，Gadam人生中幸運的是他的姐姐嫁得很好。他的姐夫並不富有，但是，由於他擁有一間加油站，因而能夠將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原生家庭從赤貧中救出來。他姐夫甚至準備了一筆錢帶Gadam到泰國去尋求可能的醫療措施。悲傷的是，Gadam是在12歲時才進行了這趟到泰國醫院求診的旅程，當時他的家人已聽天由命4年多了。泰國的醫生診斷出了Gadam罹患的疾病，但是無法在Gadam家人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內，提供治療。重建手術所需的費用遠超過Gadam姐夫所能負擔的範圍。 Gadam雖在沒有受教育的情形下長大成人，但他的力氣很大，能夠幫忙在自家的稻田中工作。幾年前，Gadam的姐夫提供他一份兼職工作，讓他在加油站中幫忙加油，加油站的位置位在經過新Mahaxai村，一條人來人往的路上。在加油站的工作把Gadam推進村子以外的更大世界，強迫他要與陌生人見面對談。然而，他堅持不在大眾面前將臉露出來。 Gadam在村中與一名從小就熟識的年輕女子培養出了友誼，這名女子穿越了Gadam變形殘缺的外在形體，看到了他的內在。一段羅曼史因而開展，接著兩人便成婚了。有一回我拜訪他們時，問他們是否計畫要生育子女。Gadam回答我說：「我們有在嘗試，但還沒有好消息傳出時。」我幾乎掩蓋不住我的竊笑。 自從我第一次遇見Gadam後，我經常經過這間家族經營的加油站，停下來與Gadam聊天，或是我會開到村中去拜訪Gadam和她妻子。在後來幾次的拜訪中，我陸續得知她妻子已經懷孕、已生下一名健康的小男孩。後來有一次，正在學步的小寶寶在我大腿上跳來跳去，他的父母則在一旁看著。 Gadam殘缺的臉部肌肉讓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樣微笑，但那天，他的眼中充滿了驕傲和幸福。 在這篇文章的第2部中，Gadam進行了手術，進行臉部重整。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謝雯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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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郎村 – Nakai 區,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們絕對從未以任何方式，或任何情形下，利誘村民向我們通報未爆彈，從未用一分錢、一件衣服、課本、食物、糖果、啤酒，或其他任何微薄的回饋。 但這一天，組員們為了要與這位11歲的女孩合作，幾乎破了例。　從塔郎村（Tha Lang Village）小孩子的口風中，我們得知，Mone在外出尋找竹筍作一家人的晚餐時，發現一堆炸彈，卻沒有向老師或奈班（village Naiban）村方通報。 當大夥找到Mone時，她在家裡，而沒有去學校；她母親前一天剛生產完，她正在做家事。　就我們所見及與她母親的簡短交談中可知，Mone做得不錯。 與Mone歲數相當的寮國女孩子，在母親身邊幫忙多年，多能煮飯、縫補、洗衣、打掃、整理花園、照料牲畜，且最重要地是，能照料家中每位幼童：餵食、洗澡、穿衣與教養等。　「大姊」的幫忙對家中不可或缺，忙碌時，女孩子甚至要犧牲數天至數周的學校課程。 當我們小組初見Mone時，她正在搗米，將米除去米糠以炊煮。　這件每日例行的家事雖無趣，但極為重要，不搗米就沒有飯吃。　寮國話中，「吃飯」的意思即為「吃晚餐」。 在準備中, Mone運用全身重量，如蹺蹺板般將支點另一端舉至半空中，接著退開，使原木落下，一支棒球棒大小的木杵便下擊，落在巨大樹幹挖空的臼底，將米糠搗落。 搗米讓多數成年人都感吃力，Mone卻得自己來。　與她年紀相當的女孩子通常與一個兄弟姊妹或朋友一起搗米，因為一個小孩子的體重通常不足以舉起原木.（當女孩子的兄弟姊妹無法幫助時，父母會在女孩子背上放一整袋石頭，以增加重量。） 除了少數有幸能使用柴油風車的村落外，搗米的節奏聲：咚、咚、咚，便成為部落生活的脈動。 Mone的母親准許女兒帶我們去找炸彈，但Mone卻反對，勤快的她說：「我為了家裡沒去上學，我有太多工作，不能帶你們去森林。」說得有理。 大夥默默地衡量情況，彼此交換會意的眼色，開始做起家事。　Mone讓開一旁，讓Done與Bot接過搗米，Orathai翻動臼裡的米粒，將未搗過的米翻到表面，使搗米的效率發揮至最大。　大夥輪番上陣，加快了村落的心跳：砰通，砰通，砰通，砰通的直到搗米完成，一家人的晚餐有著落為止。 當搗米結束後，我們全體往卡車方向前進，期待著Mone與我們共乘至路口，並指引我們通過叢林到她發現竹筍與炸彈的地方。　但她再度拖延，又想不出讓我們無以駁倒的理由，只是佇立著，不發一語，眼神避著我們。　隊員們很挫折，輪流試著哄她說話。 我的直覺是，她覺得一個年輕、村子裡的小女孩，與我們七個成年、身著制服鞋子的除雷小組成員為伍，有損名聲。　我問她是否想邀請幾位學校朋友同行，她的臉上表情才和緩下來，立刻從後方爬上卡車。 載著旁觀者一起尋找未爆彈, 我們心情很複雜，但有時卻是讓村民願意同行的唯一方式。　良家婦女都不願被看到在外遊蕩、獨自與陌生男子進入叢林。　女性通常為維護名聲，會帶著一個年輕孩童，在指引卡車通過叢林找到炸彈時，將孩子抱在身前。 Mone在學校挑了四、五個朋友同行，她們都答應了，真是聰明；要她們以一下午的學校課程，換取一趟炸彈清除卡車與一段真正的冒險，無需多費唇舌。　她們很可能也已預想到，回到學校後她們將享有甚麼樣的地位。　一整個下午以來，Mone終於綻出笑容，我們組員也是。　我們總算再次出發掃除炸彈。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吳柏賢, 17/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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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umsouk 村 – Nakai 區,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被派來這裡取得寮國即將展開的豐年祭的第一手資料。我可以很精簡地只報導南屯河上釣魚的狀況，而且我可以比美國的任何一個人還早知道芒果的採收時期。 但當我回到美國時，朋友問起寮國政府的政策並要求我解釋亞洲地理事件的意義，我總是有所保留。直到我讀了紐約時報的一些關於基督教科學與國外事務的議題，我才知道默不作聲不該是我應採取的態度。 在這兒我們幾乎接收不到新的訊息。在永珍 (寮國首都) 較好的旅店裡，會播放BBC或CNN的新聞。很不幸的，這是我的預算無法負擔的。我所待的地方，大廳的電視機永遠播放著泰國連續劇。 Odoumsouk村跟永珍截然不同。今天我花費一小時撥弄著短波收音機，卻只得到三十分鐘的英語廣播節目，來自於德國的接收站，而這些報導只與歐洲事物相關，沒有來自亞洲的消息。 阻擋我得到寮國政經新聞的不只是語言問題，這裡的人民仍在黑暗中，因為寮國政府一黨獨大，控制了所有的媒體，對大眾幾乎封鎖了新聞的真相。 舉例來說，現在寮泰邊界有了些麻煩，但在這裡，詳細情形只能從寮國境外取得。我坐在離事件發生處幾百哩，但電子及平面媒體都默不作聲。以下是我從網路上拼湊出的一些消息： 大約我五千名苗族人非法住在泰國Petchabun省的Huay Nam Khao難民營，位於寮國邊境旁。幾乎所有的寮國人民都認為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為了逃離他們所受的壓迫，只因為他們是種族或是因為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為了他們家庭的歷史曾經與美國軍隊合作。 泰國政府拒絕維護這些不論是受到種族還是政治迫害的難民，也拒絕庇護他們。泰國人將Petchabun省的苗族人視為經濟難民，他們只是想要藉由移民到泰國得到較好的生活品質，也許他們最終的目標是抵達美國。 現今居住在Petchabun省的苗族人已在2007年末明顯減少，當時有超過八千名難民未經合法居住此地。難民人數減少是因為泰國政府強制遣返了數百名難民回到寮國。剩下的，因為一直得不到美國的同意沮喪至極，對此僵局感到厭煩而自願回到他們的家鄉。 近幾年，泰國與寮國化解了一直以來的敵意，並試著將雙方關係達成和睦，他們了解經濟整合的獲益，兩國都期待長久以來因為苗族難民而產生的問題盡早結束。一月，泰國政府宣布遣返當地非法居留的苗國難民回寮國，並預計在2009年六月完成遣返動作。寮國政府同意配合這遣返動作，也接受這樣的協議。 最新宣布的遣返苗族的半年期限比起在2007年五月兩國協議的遣返計劃更加提升。早期的協議內容是泰國可以即刻遣送新一批尋求政治庇護的苗族人回到寮國。在2008年二月，泰國外交部宣布他們意圖每個月遣返200位難民回國，來減少難民的人數，直到他們全部回國為止。 現今泰寮政府面臨的矛盾是仍留在泰國的五千名苗族難民堅決不肯回到寮國。泰國政府必須對付他們在營中發起抗議或暴動事件的威脅行為。可靠消息指出，如果泰國軍隊意圖強迫他們回到寮國，這些苗族難民最極端的手段是將會是發動集體自殺。 現在大部分的在泰國的難民是較晚抵達的。有一些是第三代的難民，他們是在泰國出生成長並在泰國居住了二十餘年。 1990年初，最後一批被聯合國獲准在泰國居住的苗族難民were closed而居住那裏的難民得到最後機會讓他們可以到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或其他國家。但不同的因素的關係，仍有數千人無法離開泰國。 一些倔強的居民仍然懷有同軍隊光榮回國的夢想，有一些因為聽說了早期移民到美國的苗族人的慘痛經驗而不敢離開，也有些被禁止離開亞洲，原因是他們或其他家庭成員有些問題像是一夫多妻、吸毒或是慢性病 (甚至有名的將軍Vang Pao，也是苗族人首領，必須要先跟他的眾多妻子離婚後，才能獲得居住美國的機會)。 正式的難民營中止之後，許多苗族人不能或不想離開泰國，為了避免被遣送回寮國，他們接受Wat Tham Krabok的庇護Wat Tham Krabok是泰北的一間佛寺。超過十年的期間，根據傳回到寮國的消息，住在寺廟附近的苗族人從一開始的幾百人到現在已經有上萬人。 2003年，為了幫助泰國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美國宣布將提供另一個「最後機會」讓苗族難民進入美國。再一次，泰國政府聲明，如果不去西方，就會被強制遣返回寮國。於是有超過一萬五千民的原本居住在寺廟周圍的苗族人移民至美國 (有五百名的難民到了我的家鄉─威斯康辛州，沃沙市)。 然而，又一次，很多人不願意或不能夠離開 (有時候家庭中一個成員的需求就影響了整個龐大的家族)。很多居民不願意回到寮國，所以搬到泰北的路邊紮營，在過去了六年裡他們都在骯髒的環境裡居住。他們吸引了幾千名才剛從寮國離開的難民，這些難民都希望美國可以打破僵局，提供更多的「最後機會」讓他們遷入美國。 泰國政府知道舒適的居住環境會吸引更多的苗族移民，所以開始積極限制非政府機關的善心機構捐款 (大約四十萬的苗族住在寮國，大部分都沒有意願到泰國，但是泰國害怕這些寮國居民會以經濟難民的身分居住泰國而引起更嚴重的問題，所以覺得要先行控制)。 寮國政府承諾，難民回國不需要害怕賠償，也史無前例地邀請了記者、外交官以及社工員到永珍參觀為這些難民重建的村落。但是，太長時間的謠傳、猜忌以及敵意 (有時候引起的並非寮國的苗人，而是居住外國的苗人)已經造成了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所以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寮國政府的安全保證。 這個事件的發展會在六個月之後揭曉。許多觀察家懷疑美國是否會更加積極涉入進而開啟一個較寬鬆的移民門檻─另一個苗族來到美國地「最後機會」(儘管過了三十年，而三代居民已經不在那遙遠的戰爭中).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崔家怡，Kelly Tsui or Chia-yi Tsui, 台灣, 15/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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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umsouk村 – Nakai區,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駐足與截肢者談話已成為我的一個習慣。我發現，因炸彈、地雷和其他老舊武器的意外所產生的截肢者有將近一半, 而從種種故事中我學到，爆裂物受害者必須將他們的故事傳下去，我也常用這些來豐富生動我分享給居民的未爆彈安全性的訊息。 在這些人當中，除了因爆裂物而失去肢幹者之外，摩托車意外是最普遍的案例，也曾聽聞如蛇咬、糖尿病、癌症等悲傷的故事。然而，最令我悲痛的是我遇到痲瘋病（漢生病、韓森氏病）所造成的失去鼻子、手指、腳趾、手掌、腳掌甚至整個肢幹的頻繁程度。我所難過的是，不同於其他產生截肢的因素，痲瘋是一種早在受害者的身體情況需要被截肢以前，可被抑制並治療的一種疾病。 痲瘋在聖經和其他古老文獻中是個可怕的疾病，常被引為災難。單是說出痲瘋這個詞就令人聯想到腐敗的肉體和可怕的缺陷，因此救援工作者和醫護專業人員致力於以情緒中性的用語「漢生病」、「漢生病人」來取代蒙受污名的單字「麻瘋」「麻瘋病人」（英語有受排斥之人的意思）。 相較於幾千年來痲瘋受害者總被迴避甚而逐出社群的事實，我很驚訝它並不是個猖獗的傳染性疾病 ── 容我直言不諱，要得到肺結核比得到麻瘋來得容易許多，即使你和病患一起工作生活。 任何一個特定時間，有上百個案例正在寮國境內發生。至今仍存在「痲瘋村莊」：病患和整個大家族成員被世俗隔離。負責醫療這些病患的醫療中心也改以較委婉的「皮膚醫院」，意識到「痲瘋診所」這類用語的污衊性。 皮膚上產生斑疹是痲瘋最先被觀察到的跡象。由於受波及的組織內部神經遭破壞，斑疹所在的區塊會很快地失去它的感知能力。一旦這些組織對疼痛不再有反應，受害者可能遭到切除、燒毀，以及在沒有任何痛覺下繼之而來的感染。 一個為當地提供大眾教育、同時也給予痲瘋病患醫療的援助組織，出了一本簡而易懂的漫畫，關於一則平凡村民染上痲瘋病的故事。我將和讀者們分享這則虛構的故事，因為它與我所相遇的實際受害者的生活非常相似。 （以下感謝Tulong Yang從寮文翻譯這篇故事，Tulong目前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州Schofield的DC Everest 高中） 這個故事開始於Som Sook村的一對新人，新郎Nai和新娘Nat。所有人都很興高采烈，光明的未來在迎接著這對年輕夫婦，在婚禮慶典上我們遇到了Noon，新郎最好的朋友。 可惜的是Noon無法盡心享受這些歡慶，近來他的身體很不舒服，他的腿和手臂很痠，時常感到疲倦。他心想：「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令我總是覺得累？」 多個星期過後…… 新婚夫婦Nai和Nat正在享受新郎和新娘的角色，Nat已懷了夫婦倆的第一個孩子，他們樂觀的看待未來；Nai盡全力勤奮工作，催促自己不再是為一個人工作，作為一個父親他需承擔起更重的責任，來養好一個家。 有一天，Nai的好朋友Noon歇腳來菜園拜訪他。一如往常，他自願出力幫忙做些粗重的工作，不幸地，婚禮後的這幾個月中他變得更虛弱且更容易勞累，他甚至失去了味覺。他幫忙扛了一袋很重的米去夫婦家，然後對自己的疲勞之速度大吃了一驚！ Noon心想：「大約再幾個月我就要結婚了，我要如何當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如果我無法比現在更用力工作？」 一抵達Nai的房子，Noon卸下重擔然後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身體狀況是多麼糟，他除去上衣，將他皮膚上的斑疹給Nai看。 Nai一再地要Noon安心，他勸阻Noon去給醫生診斷。他說服了Noon相信他只是得了一種輕微的皮膚病，可以用在地的藥物輕易並便宜地治癒好。 隔天，Noon前往一家當地商店買一些成藥，老闆建議他服用完所有的藥，若他的症狀持續就回來再買更多。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Noon照著老闆的指示做，他花錢在無效的家庭偏方但情況只有更糟。 當Noon終於對在地藥物失去信心，他去找醫生。醫生懷疑這是痲瘋於是做了個簡單的測試：用棉花球揉Noon皮膚上的斑疹。Noon察覺不到任何東西，證實了醫生的直覺──Noon患了痲瘋。 醫生給Noon一些藥然後向他保證很快地他就不會傳染給周圍的人了，也為他調配了會治癒疾病的藥材療法。醫生告訴Noon，這些藥物無法逆轉已經造成的傷害，但會預防症狀的進一步發展。他恭喜Noon尋求了適當的幫助。 Noon無法下定決心向他朋友訴說他患的病。他害怕他們會規避他，或許，還會把他驅離村莊。 有一天Noon就要和Nai和Nat分享他的秘密了，當他正要開口傾訴時，Nai說了一個擾亂他心思的故事。 Nai告訴Noon，就在那天稍早當他在森林打獵的時候，遇到了一群過著悲慘生活的無家可歸的人，他們染上痲瘋而被驅逐出村莊。Nai表示他支持給予這些人這樣的對待。 Nai說他不認為這些痲瘋患者應被允許與健康村民住在一起，Nai甚至把經歷過這趟遭遇的食物全丟掉，告訴妻子他不能想像吃著接近過痲瘋病人的食物。 顯而易見地，Noon改變心意，不願分享他有痲瘋的這個事實。 現在這個故事有了個諷刺性的轉折： Nai與他的妻子Nat皆開始顯現患病的跡象，Noon嘗試說服他們去看醫生但Nai堅持只要服用廉價的在地藥物。Noon瞭解他必須分享他的秘密為了救他的朋友們，他宣佈他有痲瘋病──而接受妥當的治療會治癒這個疾病。 於是Nai和Nat都去看診，都被診斷為痲瘋病，然後都開始接受治療。 最終一幕結束在幾個月後的Noon的婚禮，大家都很雀躍而Nai和Nat對他尤其感激，他們看著他們的小寶貝女兒然後表達感謝，因為他們已不再具有傳染性、寶寶也不再陷於被感染的危機。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Shanon Chiu, 19/2/201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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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珍市,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寮國，當地醫院缺乏很多我們一般所認知在歐美國家的醫院裡所該有的基本資源。特別是病患有時候必須將就於沒有任何護士及助手的情況，當人們住進醫院裡，他們必須帶著他們的家人來代替護士幫他們沐浴、洗衣服、準備餐點，如果需要的話，還必須餵食他們。已經習慣於歐美醫院，護士及員工會照顧病患一切需求的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一家醫院沒有了這些員工要如何運作。 現在暫停一下，想個幾分鐘：上一次你走在醫院或診所裡的走廊上，看見多少位醫生？我猜想，對工作團隊中的每位醫師而言，一間美國的醫療中心大概會有十位醫師提供服務。 我最近送了三位病人到永珍的國立復健中心去：Latsamee，一位患有腦性麻痺的女孩需要接受治療以及一張輪椅。Ta是一位失去雙臂的炸彈受害者，他必須調整他的義肢並且為他殘留的一隻眼睛動手術。最後是Bounmee，在我找到這位青少年並提供他治療之前，他已經拖著斷裂的股骨生活了一年半了。每一位我們送診的病人都將至少隨行一位他們家人，好在他們住院治療的期間全程提供照顧。 在我零八年十月八日的日記上已為讀者介紹過這些病患以及我們一路從甘蒙省到永珍的市區，旅途上的道路狀況。非常幸運地，經過一些因為集合旅行團隊所造成的耽擱以及一整天路途的漫長與炙熱難耐後，我們順利地到達了首都，甚至還達成了我希望在太陽下山之前能夠盡快下高速公路的目標，因為寮國的道路在天黑之後隱藏了許多潛在的危險。 回顧這趟行程，我對我老是在指揮東指揮西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我對著緩慢移動的隨行人員咆哮，只是希望他們如果不能夠加快腳步，那至少要維持著一定的前進速度。 唯一我能夠辯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是領著一群脆弱的團隊走在非常危險的領土內。(你知道當你跟著一位坐著輪椅的女孩、斷了腿的少年還有一個無臂的男人一起旅行時，單單一個小便的休息時間要花多久？更不要提失去雙臂的男人了，我和我那要求對這件事保密的助理Yai都是死亡協議書的簽署人。) 在最近，我們的卡車在同樣的路線中已經面臨多次的延誤，車輛因為洪水和土石流受困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我們還曾經撞到鵝、山羊、豬和牛群、爆過胎、燒壞過引擎。最後一次我帶著這些截肢者經過十三號路線時，因為車子汽缸蓋墊片壞了，沒有了壓縮動力，飢腸轆轆的我們最後都被困在一個叫做Pak-a-ding的水牛鎮裡整個晚上。 重點提示：天黑後受困在一條鄉間小徑上，而你又是那個背負著照顧行動不便乘客的人，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即使在我們終於到達永珍的近郊時，我仍然不敢輕易的放下警戒心。在寮國，你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會結束，＂直到＂他真的結束了。（在一個充斥著皮包骨的人們的國家，你可能必須等很久才會看到一個快樂地哼著歌的胖女人。）一直等到我們的車子在天黑前的一個小時停到醫院前的土地上時，我總算才敢放輕鬆的好好呼吸。只是當我們終於戰勝了各種挑戰，我卻很快地意識到有一個更艱難的障礙隱然成形於前。 我開始感覺到問題是當沒有任何一位醫院裡的員工承認他們有權力接受病患並分配床位給他們。我們問了所有在醫院裡看起來像是員工的人，每一位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找誰解決。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緘默，因此迅速的提高了謹慎的態度。 終於，一位可憐我們一行人的工作人員不情願地站了出來告訴我們一件其他人都不願講的壞消息。在虛假的笑容之下，她向我們解釋儘管我昨天受到了鼓勵讚賞，把病人們千里迢迢從荒遠僻壤送到了大城市，但今天，醫院裡面並沒有多餘的空房。很明顯的，不同的狀況已填滿了醫院所有可容納病患的床位。 一瞬之間，那位宣布了這個令人難過的消息的女士，還來不及看到我們氣餒的表情就這麼消失的無隱無蹤了。（嗯…說得更準確一點，她不是”就這麼消失了”，她是變魔術般地消失了，好像一個負責傳達壞消息的寮國人所唯一能做的一樣。) 我讓Yai去安撫並對我們的乘客再三保證，(在寮國，虛假的希望總比沒有任何希望好 ! )我則衝到路上和房子裡去找尋我在COPE(Cooperative Orthotic and Prosthetic Enterprise矯具與義具聯合企業，一個提供病患各種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朋友。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的朋友Sanctavee仍然在工作崗位上. 我們一起走回我那些還在卡車上舟車勞頓的乘客，而Sanktavee的態度，基本上是 ”那個地方滿了 ? 沒有空房 ? 所以….問題在哪!? ”。如果我的朋友心中已有還不願意與我分享的好計劃，那他十足的信心卻早已經激起了我的士氣以及團隊的勇氣。 Sanktavee掌握了情況並且沒向任何人要求合作、更沒有要求允許，他開始移動病患和他們的家人。他把床推進又推出病房，又在走廊上推著坐輪椅的病人上上下下，一下在這安放病患，一下在那試圖挪出一些空間。他這瘋狂把戲一定讓很多病患頭昏眼花以為他們被暫時重新安置或是被強制驅逐。 很快地Sanktavee宣布他已經為我其中兩名病患及他的家人挪出一個之前是滿的但現在已經是空了的小房間。接著，他帶領著我與三個病患家庭到大廳對面的病房內，並且自信滿滿地開始將他偷的病床硬塞進去到一個十分鐘前還沒有位置的小空間裡。 雖然他對他奇蹟般的表現感到相當自豪，Sanktavee仍然承認他已經竭盡所能。壅塞的房間實際上表示只有我的三個病患有床，而他們的家人就只能夠姑且睡在混凝土地板上(如果他們能夠找到空間的話)。並且沒有任何人，不論是病患還是家屬，能夠分配到一張毯子或是枕頭。 幸運的是，我從Nakai帶回永珍的行李裡有一張舊毛毯和一塊塑膠地板墊，我把他們從後背包裡拿出來並提供給他們的家人。 Ta和他的妻子告訴我們天氣已經漸漸回暖，他們已經不需要毛毯，而且既然Ta沒有雙臂，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輕鬆地一起睡一張單人床。 Latsamee的家人用了塑膠墊子，而Bounmee的家人則拿了毛毯。不論老還少，都沒有一個人表示他們希望有更舒適的住宿環境或是期望有更好的照料。所有人都認為不需要枕頭或是床墊。每個人都回答著一樣的 “Bo pen nyang, bo pen nyang” (沒問題、沒問題。). Yai也跟著附和 : 「沒問題、沒問題。這是寮國人的作風，每個人都會很好的 ! 」 我知道這是什麼情況，每個人都在顧及我的感受，希望能夠減輕我的失望感。沒有人希望成為另一個人的負擔，這也是另一種寮國人的作風。 隔天一早，我和Yai 回到醫院裡想要看看每個人的居住情況，並且為他們列出一張到早晨市場採買的購物表。但他們始終還是那句 “沒問題、沒問題。” Ta和他的妻子昨晚是緊貼的像湯匙一樣地睡在分配的床上，但他們現在的心情卻十分愉悅。 Bounmee, 這位斷腿的男孩則是和他的父親分享了他的床。他們頭對著腳趾頭擠在狹窄的床上，但兩位都相當瘦因此他們覺得還算舒適，看起來相當甘之如飴。 九歲大的Latsamee和她的媽媽已經嘗試過要共享一張床，但Latsamee太過興奮想要探索這個新的地方而遲遲無法入睡，她翻來覆去，又踢又滾，直到她媽媽再也受不了，只好把床留給她，自己去睡地板上的塑膠墊。到了早上，Latsamee眨著炯炯有神的雙眼和還綁著濃密的馬尾，她的媽媽則是看起來好像剛跋涉過五公里的顛簸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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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珍市,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和Yai很憂心這趟Odoumsouk村到永珍市的旅程。儘管兩地間不超過三百英里，但由於是在寮國，長途旅行的艱辛無法單靠里程來衡量。從鄉村到都市的路途中總是有不幸或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而這次我們還帶著幾位有行動障礙的村民，他們亟需國家中央復健中心的特別照護。就在上次的旅程，卡車在近入夜時拋錨，我們費了很大力氣在缺乏設備的情況下將身障者從路邊移到旅店。 聯通寮國南部省份和首都永珍的十三號公路是寮國少數算的上路況良好的道路，但壅塞的交通狀況卻是這條路上的常態。湄公河近日的氾濫沖刷掉大部分的路面，使這趟旅程更加困難。牛步的拖車、推著手推車的居民、騎單車的學童、路上三人並肩的村民、漫步的野狗和羊隻、橫衝直撞的豬隻、最後加上，在馬路中央嚼著草料的牛群。 出發前晚我向兩位駕駛解釋旅行計畫和他們的任務。他們必須在隔天天剛亮時由駐紮地分頭往南和北到村中，沿途載回需要治療服務的村民，在八點前回到營地。我提醒他們要抓緊時間：準時回到營地的人可以吃完早餐再出發。而遲到的必須在車上就糯米飯團打發。我再三強調，我不希望見到在天黑才載著整車行動不便的村民出發的情況。 兩位駕駛很快的評估情況，發現由於路途不一，其中一人會有較充裕的時間，可以晚半個小時起床。 Bounam說了，我覺得Bounthavee應該去Tha Lang接脊髓灰質炎女孩（Polio Girl），她家很好找，而我去Ban Sop On接斷臂的村民。我知道他家在哪，Bounthavee可能還得花點時間找。 Bounthavee看清了情勢，而且不想放棄床上多半個小時的睡眠，回說：別擔心，我找得到那個斷臂的村民，如果找不到我會問那邊的居民，況且，在Ban Sop On失去雙手的能有幾人？ 最後Yai作出決定，跟Bounthavee強調：他的名字叫做Ta，不要和另一個搞錯了。 一早起床我很高興看到兩台卡車都不在營地。加上，兩個駕駛都準時載著村民回來享用豐盛的寮國式早餐：魚湯、燜豆子、糯米飯，還有為我準備的炒蛋。 Ta由於炸彈意外接受雙臂截肢手術，必須到永珍重新調整義肢。他來時並沒裝上義肢，而是由他太太用米袋裝著。 我和Ta開玩笑，提醒他前兩次他也是空著雙臂和我一起到永珍去。當時他還因為無法幫忙推車直道歉。Ta笑著抱屈說：那是巧合。 我告訴他，我能接受巧合這個解釋一、兩次，但第三次就不行了。所以，這次如果不幸我們又需要他幫忙的話，就得乖乖裝上他的兩隻手臂。用餐時，他太太照著先生擁有義肢前的習慣，用手塞食物到他嘴裡，不時餵他幾口水。 Latsamee九歲，隊友給她取了小兒女孩（Polio Girl）的綽號。今天她興奮的顧不得早餐。我得說明，我的隊友們給她的診斷不完全正確。小兒麻痺在這些村落是常見的疾病，Latsamee的確有些症狀和隊友們在此地小兒麻痺患者身上發現的雷同，但我曾再三說明：Latsamee罹患的是腦性麻痺，透過Yai的翻譯我盡可能的解釋了兩者的差異。儘管如此，這些傢伙還是不怎麼感謝我，直管她叫作小兒女孩。 Latsamee的父母不怎麼在意人們捨她的本名而以醫學術語稱呼他們的女兒。事實上，我發現寮國村莊居民有依照孩子出生時的身體缺陷來命名的習慣。我見過兩個兔唇男孩，父母稱他們為Vieng，意思是『嘴唇上有洞』。即使兔唇經手術醫治而恢復正常，這兩個男孩依然被村民叫做『嘴唇上有洞』。 早餐過後，Yai在卡車上播放他最喜歡的旅行音樂。之後他把音量提高，好讓村里的人知道我們要啟程往大城市出發了。（如果是在美國，我會讓Willie Nelson來宣布啟程，但這裡是寮國而 CD播放器是Yai在掌控）音樂的歡欣氣氛感染了我們的乘客，大家紛紛自行爬進卡車後座，準備好迎接各自的旅程。 從我們村莊往永珍的第一段路是到山下省城Thakek二至三小時的下坡石子路（實際時間以天候和當天的運氣為準），之後從Thakek接上柏油路後車速將會加快。但在那之前，我們須短暫停留幾個地方。 離開Odoumsouk約莫一個小時後，車子行駛在通往Peuay村的狹窄泥路上（說是小徑會更貼切）。我和Yai月前曾到此採買必需品，路上遇到一位拄著自製柺杖的少年，幾乎仰賴單腳辛苦的走著。 這位名叫Bounmee的少年告訴我們，他在 Pi Mai節日那天從摩托車上跌下來，摔斷了大腿髖骨。他們家無力負擔醫治費用，因此受傷的腿還有待治療。少年請我檢查腿部腫脹處，當我摸到脫節的兩根骨頭末端時，幾乎可以想像行走時這兩根骨頭如何互相摩擦碰撞。少年告訴我腿部的疼痛不曾消減，這我完全可以理解。 依據舉行慶典的季節估算時間，起初我以為少年受傷約是五個月以前的事。當我進一步評估正常情況下這幾個月來傷勢復原的情形時，我才驚覺少年口中的慶典不是指今年，而是去年的。換言之，這少年忍著疼痛跛行了十八個月之久。 我和 Bounmee的家人說，假使這孩子的傷勢在這幾個月來未見明顯好轉，未來數年也不會有長足進步。接著我問了他們或許在心中自問了許多次的問題：這孩子將來該如何謀生？下田工作是沒辦法了。他又該如何成家？沒有女人願意嫁給無法工作的男人。 之後我告訴Bounmee和他家人國家復健中心的資訊。Yai則和他們分享成功獲得援助的家庭的經驗。我提醒他們手術是無可避免的，完全康復也許會花上數星期、甚至數月的時間。 我和Bounmee的家人說，幸運的是，我曉得申請醫療和復健資助的管道。最後我終於取得Bounmee父母的信任，讓我帶他到永珍去。 Bounmee加入我們後，就剩下最後一個停靠站。往北行駛數小時後我們會在Louang村接Mye上車，Mye是個好玩樂的老頭，幾年前遭毒蛇蛇吻，儘管保住性命，足部卻因嚴重感染而切除了大部分。 我是在半年前載Mye到復健中心。當時醫師在他小腿裝上一種特殊的裝置，由夾板、義肢和復健整治鞋組成。雖然這裝置替他提升不少行動力，但由於設計的限制，Mye卻無法自如的蹲踞或跪下。（這對寮國人民來說是極不便的，因為他們大部分的工作都必須採取蹲踞的姿勢。再加上當地廁所多是蹲式，Mye除了得脫下褲子，還得卸下他的腳，才能如廁。） Mye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這個裝置，終於想到改良的方法。信心滿滿的他認為，假使鋸掉整治鞋一直以來妨礙他蹲或跪下的硬質橡膠部分，他的行動會更加輕鬆。儘管如此一來會減弱裝置提供足部的支撐強度，他卻很樂意接受，因為這可以換來輕鬆蹲下、屈膝或蹲坐的能力。 Mye的自信心讓他幾乎要拿起鋸子朝腳上的裝置開刀。我上次見到他時，他還勉強同意我的建議，讓永珍的專家來替他想辦法修改。 但無奈的是，我和Mye沒有便利的聯繫管道。每次我經過他的村莊總是選錯方向，因而錯失和他碰面的機會。今天我打算順道再去走一趟，看能否給他個驚喜，載他到復健中心去。 Mye還是運氣不好。雖然我的確和他碰了面 ，他卻不幸喝個爛醉，根本無法上車。Mye不僅是醉得飄飄然而已，他根本喝掛了，整個人攤在地上。 我依舊考慮帶他上路，暗想要是Yai和我加上兩個駕駛和其他人合力，或許能夠抬他上車（Ta，戴上你的雙手吧！）Mye如果睡過整趟旅程，到了永珍或許也清醒的差不多了。 Mye看了看他的腳，想了想和我們一道上路的可能性後，拒絕了。即使是為了他的腳，他也不願打斷他的飲酒派對。（我們在中午到他家，看到他和他的客人們快意暢飲，倒光了幾瓶lao-lao：高酒精濃度的米釀威士忌，類似美國私釀酒。派對也許稍早才開始，不過更有可能的是，他們已歡飲徹夜。） 離開時Mye口裡喃喃唸著：下次吧。下次吧。還有那令人不安的：也許我自己來試試。 不過也許沒有下一次了。Ｍye並不曉得Yai和我花了多少心思才說服自己順道拜訪他的村莊，披荊斬棘的來到他所住的屋子。他的村莊是毒蛇的溫床！ Mye因為毒蛇失去雙腳。他有一位外甥失去整條腿。另一位外甥失去了性命。Mye說村子裡幾乎每個人家都有人遭蛇吻，而且都是同一種毒蛇：馬來蝮蛇（Malayan pit viper）。上次七月我來的時候，Mye說：Yep，又有一個女孩死了。這對訪客來說十足是個壞消息。 很不情願的丟下Mye，我們向本次最後一個中途停靠站駛去，心中期盼卡車一路維持良好的表現，在入夜前送我們抵達永珍市。 接下來抵達復健中心後的故事紀錄在下一個札記中。 Part 1結束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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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i 區 – Khammouan 州 –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不只一次有人提著炸彈進來，你一定以為我們既熟練、有耐心又能體諒。老實說，這可不是件容易習慣的事。而最讓人怒火的是，每次都在我輪休的時候發生。 我跟Yai一個星期工作七天。理論上每四週休息一週，實際上幾乎沒有。你說是迷信也罷，每次要休息都會出事。而Yai，每次都毫無怨言的留下來幫忙。 某 個星期六，連續不停工作六個星期之後，我們真的是累壞了；很想休息，休息一天也好，沒有的話，調慢一點進度也可以。其實前一天的星期五晚上我們就說好要好好過週六：睡到自然醒、懶洋洋的吃早餐、享受個兩、三杯寮國在地咖啡，混到午餐，之後再來個午睡。下午？先不要想這麼多，一次想半天就好。 可能是咖啡作祟，無論嘴巴說睡午覺多暢快，其實很少睡得好。而Yai，總是可以隨時隨地的睡，就算沒躺平也可以。 午餐後，我們回到每次的最佳位置：我就到樓上去用電腦，而Yai就在樓下把餐桌跟客床併在一起睡覺。 「大哥哥！大哥哥！我拿了個炸彈給你！」Yai被一個小朋友吵醒。 當Yai坐起來回神時，一個小炸彈就在眼前。那個七、八歲大的小朋友手上拿著一個網球大小的炸彈。大概是聽過他們課堂上教：「如果找到炸彈記得第一時間告訴Jim先生 跟Yai先生！」 幸運地，Yai不是個容易嚇倒的人。他用寮國特有的那種「口甜舌滑」語調，溫柔地讓小朋友把炸彈放在床邊的地上。雖然小朋友照著Yai的話做，當他看到炸彈滾進去床底下的土裡，驚嚇指數馬上上升到最高點。 我猜當Yai發現他還活著時，終於可以表現出剛才發生的事情所帶來的震驚。Yai是個開朗的帥哥，只有像他這時可怕的表情可以把小朋友嚇得衝出門口。 Yai唯一能做的只有對著逃跑的小朋友大喊：「下次跑來告訴我就好，不用把炸彈帶過來！」 或許你會問：「有個炸彈在床底下怎麼辦？」問得好。其實我跟Yai也在問自己。 炸彈被動過後不爆不代表它是安全的。事實上，被動過的炸彈比沒碰過的更危險。 其實我們並沒有太多選擇，所有炸彈清除公司都只有幾個標準程序。而那顆26個單位的炸彈內含85克炸藥跟300顆小鋼珠；如果在你床底下爆開，那你以後都不用睡了。移動它太危險了，我們只能選擇當場把它引爆。 想到這，我跟Yai只能苦笑，真失敗。我們試著翹班，最後卻變成花了一整個下午把床拆了，在炸彈旁填沙包，用土把它圍起來。完成後，我們跑去找那個小朋友。原來那個做白日夢的小孩只聽了我們半堂課，漏掉了最重要的那一半。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皓, 18/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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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i區- Khammuan 省 –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11 位來自Bolikhamsai省北方聖地（Lak Sao）附近村莊的年輕人，到Nakai高原進行約一星期的漁獵。他們希望獲取足以供應老家的漁獲量。但我認為這次的行程也是一個玩樂的藉口。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很享受逃離家庭注目的自由。我可以想像這些年輕人游泳、釣魚、鏢蛙、捕鳥、採香菇及其他野生植物。總之，他們可以在風景秀麗南能河（Nam Theun River）邊的野營中，享受一段美好時光。 然而，當21歲的Lone在河邊挖魚餌時，一顆地雷爆炸 了，他當場死亡。原本，他扛著鋼製鋤頭出門，想挖開泥土找些蟋蟀、小蟲或是蚯蚓；沒想到卻挖到了地雷。 我們想盡辦法說服人們不要在埋有地雷的土地上使用鋤頭。鋤頭是用來開拓及翻土的好工具；但不幸的，假如鋤頭敲到地底下看不見的砲彈，就會觸發引爆裝置，強力爆炸 而引起傷亡。 一年前，當我坐在位於Odoumsouk村家門口的階梯上，啜飲著我的早晨咖啡時，我的鄰居 Thoe叫我去看他的小黃瓜田，田裡有一個他剛剛挖出來的不明物體。Thoe的想法很單純：「它看起來的確很像炸彈；但是，如果它真的是個炸彈，為什麼我 還活著？」 我告訴Theo省下他的錢，再也不要去買彩券；因為他已經用完了他所有的好運。Thoe慘白 著臉，他完全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還是很想罵他，他又用鋤頭去挖掘田地了；我最近才在Odoumsouk村演講，請大家不要這麼做呢！ 「我知道我不應該這麼做，」他說：「但是我妹妹借走了我的鏟子，而我想在今天把工作做完。」 和 鋤頭比起來，鏟子有個優勢：當人們使用鏟子挖到土裡的不明物體時，會感覺到來自土裡的抗力，而不會再更用力的挖掘，如此可以避免引爆地雷。但要說服人們放 棄鋤頭、改用鏟子的困難點在於：若使用鏟子，人們必須穿雨鞋或靴子；若使用鋤頭，人們只要打赤腳或是穿寮國人最常穿的鞋類──橡膠拖鞋──就可以了。 從一個極自私的觀點來說，我是有權和Theo爭執的。他用鋤頭所挖到的砲彈威力強大，倘若引爆，位於砲彈30碼之內的人們必死無疑；爆炸後的砲彈碎片飛散出去，可能會致100碼以外的旁觀者於死地。那天早晨，Thoe決定輕忽對待他的生命時，他也把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了。當有任何事物阻礙我享受我的早晨咖 啡時，我的脾氣就會變得暴躁。 當Yai和我到河濱年輕漁夫發生的意外時，我們距離意外現場只有三哩遠。我們並沒有聽到爆 炸聲響，但村裡的小道消息已經迅速傳到我們耳裡。然而，沒有人提到意外是如何發生的，也沒有人知道傷亡的程度，所以我們決定衝過去調查。 聽到發生意外的是漁夫，我們原先以為又是一起因為炸魚而引起死亡的意外。距離河邊只有幾哩遠的那凱泰（Nakai Tai）村，去年九月發生一起自製炸彈尚未丟入池中就爆炸的意外，一位年輕人在捕獲大群漁獲前就失去了他的生命。 幸運地，當我和Yai到達事發地點時，並沒有看到血肉淋漓的屍體。在我們抵達之前，他的朋友已經用藍色塑膠防水布及繩索把他的遺體包覆綁緊，準備把他帶出 森林，往回家的路上走。 我們很驚訝原來寮國警方已經勘察過現場，後來我們才明白，原來事發地點距離警方巡邏點（甘 蒙省和博利坎塞省交界處）只有數百公尺遠。難怪不需要目擊者向警方報案，因為案發地點距離警局很近，近到警方都可以聽到爆炸聲。 我和Yai推測寮國負責檢驗遺體及勘察現場的警員可能比較具有處理非法伐木工的經驗，較不擅長調查未爆彈現場。然而，基於專業立場，我們最好還是先和警方 一起到現場，再到附近查看。 我對寮國巡警詳盡的報告印象深刻。他們記下了案發的時間、和目擊者的訪談、遺體的照片及案 發地點的衛星導航定位。由於這起死亡並非犯罪案件，而是意外事件，於是警方很快就承諾這位年輕人的朋友可以把遺體打包運回。在攝氏三十幾度的高溫下，缺乏 冷凍保存遺體的設備，沒有人會想對一具不會說話的遺體進行調查。 我們回報組的組員心情有點矛盾。組員們一方 面想到勘察地點、重建現場，另一方面又不想再看到染血的土地和揮之不去的鬧鬼陰影。我和Yai告訴回報組組員，我們還有工作要做，逼得他們無從選擇，只好 跟我們一起進行調查。 要找出漁夫鋤頭敲擊而引爆的地點不難，爆炸造成的洞並不深，範圍也不廣，但一支被炸得亂七 八糟的鋤頭就在那兒，清楚標示出爆炸地點。大部分的血跡都噴灑在距離爆炸地點10到12呎的地方，顯示爆炸時Lone的身體被凌空抛起。鋤頭的柄不見了， 但我們把它找了出來──它裂成了碎片，漂浮在離遺體不遠的河面上。 案發地點附近的小樹都受到了損傷。小樹枝都 折斷了，樹幹也因爆炸威力而斑駁不堪。爆炸的碎片並沒有飛散出去，引起更多傷亡；這次的損傷還不算嚴重。幸好這次爆炸是發生在單獨工作者身上，任何人只要 站在他附近，也可能會被波及而死亡或受重傷。 幾個夥伴拿出刀子，準備奮力挖出嵌在樹幹中的碎片。有些碎片 竟深入樹幹達兩吋以上，令人感到驚訝！然而，我隨即提醒自己：炸彈碎片擁有和爆炸相同的殺傷力。 夥伴從樹幹中挖出的碎片，大多是小片的、鋼製的球形物體。這個發現窄化了可疑砲彈的名單，並指出兇手可能是BLU 26。這個年輕漁夫已被列入不停增加的受害者名單，目前有數萬寮國人民被中南半島戰爭（印度支那戰爭, Indochina War）所留下來的未爆彈所殺害。我心算了一下，這個殺死年輕人的炸彈年紀大概是年輕人的兩倍，可能在這個年輕人的父母出生前，炸彈就已經被丟在這兒了。 當我們調查告一段落時，當地警方走過來問我們發現了什麼證據。我們將重建的事實告訴他，彼此對發生的事實很快就達到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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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區 – 甘蒙省，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上個月，我寫到一個年輕人溺死在Nakai Tai村附近水庫的事件。餘波尚未平息，2件很諷刺的事接著發生了。 這些天內，我告知我的讀者，除非逼不得已要不然我盡量避免使用村裡的船隻。但Yai和我發現我們在Xe Bang Fai河岸邊沒有其他選擇。前夜下的雨溢滿了整條河；樹枝上掛的塑膠袋距離水面指出這條河已接近它的高水位了：水太深無法涉水而過，水流太快無法漂越其上。 我們不得不迫想辦法穿越。有個傢伙在對岸等待要讓我們看他找到的火箭，而且有小孩告訴我們幾個束集炸彈的下落。高水位對不怕死的村民來說似乎是個微弱的藉口。所以我們做了和所有過河的人一樣的事；我們徵用岸邊一艘最好的廢棄船。沒有船槳，所以我們砍竹子來作船槳。 然後，Yai徐徐地坦承說我們並沒有救生衣。”在營地嗎?他們那邊有比我們更多的資源可以用!”我罵, 不公平的將這爛規劃指責到他身上。 令人驚訝地，Yai承認他做錯了一件比遺忘更糟糕的事。他沮喪的招供那些背心並沒有在營地裡而是在200哩外的Vientiane，他借給家人去度假了。 怒火緩慢延燒，我收集了一些塑膠瓶，並希望這些東西在我們船傾斜或淹沒時可以讓我們飄浮著。 我是這麼的煩躁, 但依然沒有任何理由認為Yai要為我沒有防水袋保護我的相機而負責。這件大搞砸的事終究要歸咎在我自己身上, 這讓我更不能原諒救生衣的事。我撿起一些地上被丟掉的塑膠袋，把我的相機拆解並把相機的鏡頭, 機身及配件放進袋中。安慰自己說如果我溺死了我就不會捨不得我的相機了。 和平常我們在這種船裡一樣，Yai會拼命的划水往對岸前進，同時我從船裡舀出積水的聲音也回應著他。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仍無法阻止水從船裂縫裡流進來。我通常比Yai更快精疲力盡，但那Nakai Tai村男孩溺死的情景促使我們不停划水向前。 結果是，這建造水電站及水庫的公司始終有責任提供給村民更新更適合在公共水域使用的船。每2家人就擁有一艘新的船。令人傷心的是，我今天所看到的船已來遲了1個月, 來不及為那Nakai Tai的年輕受害者做出什麼改變。 令我驚訝的是，我們”回應小隊”的夥伴用懷疑的態度看待這些船。他們懷疑這些船儘管現在這麼新，但是否能禁得起年復一年的使用。他們普遍的認為玻璃纖維造的船很容易被岩石刮破。”然後”，他們不禁要問，”誰會修呢？” 我發覺他們的對話很有趣，寮國人一直有些自卑情結，並且偏愛泰國或越南製造的物品更勝於本國製造的。(就在近一個禮拜內，我便聽聞這寮國人所表達出的偏愛存在於像是多樣的用藥說明和油漆中。) 只有我這個外人能認出村裡舊船的缺點嗎？其他人可以找到木造船比越南工廠製造的嶄新的船更可取之處嗎？我突然有一個諷刺的念頭出現，”你不會修的船和你不要修的船之間有什麼差異呢？在那一刻，我閉上了嘴。” 不論任何理由，人們仍鍾愛舊船。我猜想，當人們發現新船較能適應於改變的環境，他們仍自豪於那些他們向長輩學習並自森林中或村莊附近收集材料所製造出的船。木造的船，或許沒有比那些越南工廠大量製造的船來的適航，但其價值以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存在於寮國人的心中。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Tsai Bet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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