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hosot醫院 – 永珍，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我先前2009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誌中，我記載了吾友Gadam是怎樣受到壞疽性口炎（一種口腔潰爛疾病，有時稱作口面部壞疽）折磨。誠如我先前答應他的，這次的日誌我要跟大家分享Gadam到達永珍醫院，接受醫療團隊幫他修補與他共存二十幾年的傷口。 Gadam大約七歲時就感染壞疽性口炎，這種疾病不僅讓他毀容，而且鉗制他的一生，舉凡教育程度，職業，住所，交友，婚姻。壞疽性口炎決定了每天他該如何穿著飲食，也奪走他放聲大笑或者生氣大吼的能力。年幼時期感染壞疽性口炎的患者如果沒有接受治療，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壞疽性口炎讓Gadam活了下來，卻是讓他孤單地活在人群之中。罹患壞疽性口炎讓Gadam培養出過人的勇氣，但又讓他害怕以真面目去面對別人。 一位住在寮國北方偏遠地區替非官方醫療組織服務的美國醫生Leila Srour，追蹤寮國罹患壞疽性口炎病患有些年。她親自一對一地訪查病患，收集他們的生命歷程以及醫療狀況。她的研究最後發布在醫療期刊讓世人了解到壞疽性口炎存在於寮國，且倖存的患者需要援助。2006年時Leila指引我到Mahaxai訪問一位受到壞疽性口炎毀容的年輕人，也因如此我跟這位年輕人Gadam成為朋友。 ２００８年十二月，我從寮國返家享受天倫之樂，當時我收到一封Leila寄來的電子郵件詢問我是否有同事在甘蒙省，能幫忙協助連絡Gadam及另一位從Mahaxai來的壞疽性口炎患者Vongvilay，他是位２２歲的工人，且病史跟Gadam非常類似。 Leila想讓這兩位病患知道Bridge the Gap這個慈善團體贊助荷蘭九位外科醫生組成醫療團隊前往永珍去評估或者治療需要重建手術的病患。病患重建之路看到一絲曙光，然而好景卻不能持久，因為醫療團只會在寮國待兩個禮拜而已，這兩位病患如果要接受治療，必須親自到某天到特定的醫院特定的房間接受治療，這對沒到過像永珍這樣大且複雜的城市村民，無疑是一種挑戰，且如果他們不能準時到達指定的位置，有可能會被拒於門外。 讀完Leila的電子郵件後，我急忙撰寫一封電子郵件給我在鳳凰城廢棄砲彈地雷處理公司服務時的老闆Mike Hayes，他有些職員在寮國服務。Mick是個古道熱腸的人，他經常允許人使用公司的車子從遙遠的地方運送截肢者或者傷殘人士到永珍接治療主如此類的事情。果真如此，Mick派了員工到Mahaxai找到他們並且告訴他們這個消息。 Leila告訴我們關於治療這回事，不要給太多的承諾，因為決定權在於荷蘭醫療團。但我們可以跟這兩位年輕人保證的是無論醫療團隊的決定如何，永珍一個婦女國際組織的慈善團體會補助他們車費及在永珍的住宿膳食費。 公司的傳話員是位能幹的年輕人叫Kham，他通知那兩位年輕人這個機會及討論如何幫他們安排工作後，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 親愛的 Jim： 我在Ｍahaxai找到那兩位年輕人了，當我告訴他們有位外籍醫生來訪的消息，他們都很興奮且有意願去永珍。我告訴他們一月七日就先去，2009年一月九日時醫生會到永珍，沒錯吧？ 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有任何親戚住永珍這樣會更好，這樣就可以住在那邊等醫生到來。如果沒有地方可以住，也可以直接去Mahosot醫院。我也告訴他們先花自己的錢去永珍，接下來會有人付給你們旅費跟伙食費. 他們擔心的是怎樣拿回他們的錢？怕到時候如果錢不夠了回不了家。而且一到永珍後，誰會去接待他們？他們該聯絡誰？ 他們真的希望臉部可以重建，所以會準時到達永珍，希望你可以幫他們解答讓他們安心一點 敬此, Kham 就在寄給Kham先前問題的答案後，我收到一封好消息: Jim早安, 他們明天（一月八日）就會來永珍了！實際上是四個，因為他們分別會有父親或者是母親陪伴過來。他們一到達後就會直接去Ｍahosot醫院，且如果有任何問題會打電話給我，我會帶他們到正確的地方。 敬此, Kham. 在既定的醫療評估行程後幾天，我打電話到寮國得知Gadam與Vongvilay都順利到永珍，並且都被選中，實際上幾個小時內就安排好手術行程。 一月底我回到寮國的工作崗位，我致電給Leila請求她陪我到醫院去，這樣我才能見這兩位年輕人。Leila對我的關切表示歡迎，且說我去探視會給這兩位病患莫大個鼓舞。但他告訴我不要對目前的形況太樂觀。 我跟Leila進入病房之前，她告訴我荷蘭醫療團醫治了全部的病患，我聽到時滿訝異的。此外，不僅是壞疽性口炎接受治療，一位臉部意外受到槍傷及一位被熊抓傷的男孩都接受重建手術。 全部的病人當中，Gadam需要接受最多次的治療。Leila跟我說在動手術之前，醫生已通知Gadam，他的妻子及小叔手術過程中病患有死亡的可能性。 當我問Leila這個敷衍的警告是否只是想掩飾一些手術過程中意外發生的可能性。她用嚴肅的眼神盯著我並解釋著先前兩次手術不僅對Gadam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對醫生也是個挑戰。 （先前經歷的較長一次手術醫療團隊耗時十二小時，輸血量高達七包） 我看見Gadam時是手術完一個禮拜後的模樣，臉上部分地方裹了起來，不是他平時用的鮮豔的圍巾，而是醫療用的白紗布。他的臉看起來彷彿被隨便切成好幾部分然後再縫回去。他的臉頰的洞補起來了，頭皮，額頭，肩膀，大腿及肚皮卻多了幾道醫生做植皮手術所留下來的痕跡。 這個療程中，最令我大開眼界的是醫生用Gadam的皮肉做一條像水管的東西，從胸口連接他臉，用來輸送血到臉上完成植皮的部份。這條肉管會一直留著以提供高含氧量的血液到臉部，直到新重建的右臉頰復原。 此外，觀察完那些縫合處以及新的植皮傷口，我能感受到他的病情有良好進展。雖然他的下巴因手術被鋸開過，不過Gadam說話只比先手術前稍為吃力一點點，且他的眼神看起來樂觀有神，甚至很開心地看到我來探病。原本怕他會生氣地說：「看看你的傑作！」不過他熱情地回應讓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Vongvilay只動了一次比Gadam還要簡單的手術，他的臉一樣有嚴重的傷口（傷口的情況很有可能會被認為是遭受到熊攻擊），不過手術後復原良好，幾乎可以出院了。我得知Gadam有可能還要在醫院留在幾個月，等時機對了再完成剩餘的手術。 兩個禮拜後，我回到工作崗位再去探訪那兩位年輕人。Vongvilay已經回家鄉去了，而Gadam仍再同一個病房，但他的病情又更進一步好轉了，縫合處已拆線，臉也沒那麼腫，氣色也不錯！Gadam手術前跟手術後情況對一般人來說可能看不出來差別，但我對他的情況比以前更樂觀了。 從這兩位年輕人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對那些住在醫療資源缺乏的窮困地區居民來說，萬一染上壞疽性口炎後，想要醫治好可能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阻止壞疽性口炎的最佳方法就是幫助村民們徹底根絕它。壞疽性口炎不是熱帶地區才有的疾病，他曾經存在於美國。我們不是靠使用某種菌種來消滅壞疽性口炎，而是直接消除它的根源「貧窮。」 (十分感謝本篇贊助翻譯作者：Alfa Chen, 台灣, 2/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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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i Tai 村 – Khammouan 省 -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們長期在此工作的小小回饋就是對當地造成的改變。一件事從開始參與到開花結果，你會看見其中的過程與改變。工作的目標之是避免災難發生，但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們不禁懷疑：我們所做的真的幫助他們遠離傷害了嗎？還是仍有許多不定時炸彈？ 起初我認為清除的未爆彈數量越多，我們越接近成功一步。我們應變小組花了近六個月的時間銷毀了1000顆的bombies-集束炸彈裡的子炸彈- (Cluster bombs-集束炸彈-是當地最主要的殺手，1964年到1973年間美國對寮國投射了近8千萬顆的炸彈，至少還有1千2百萬的炸彈仍未爆炸)，其中的任何一顆都有可能隨時毀掉一條腿、一條手臂甚至一條人命。 達到銷毀1000顆炸彈的里程碑後，計算清除的數量似乎對我來說變得沒什麼意義。但我的口譯員Yai他卻堅持算下去。直到現在他告訴我說：在我們工作即將滿一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累積了1600枚的炸彈還有堆滿倉庫的火箭、迫擊炮、手榴彈、彈殼、大型炸彈及其他大砲等等。然而Yai到現在也跟我一樣漸漸對於計算數量失去了興趣。在工作屆滿兩週年的時候，沒有人想猜我們到底清除或銷毀了多少數量的未爆彈。 當我停止以數量衡量我們抵達成功的進度時，我開始注意更重要的指標：我們村莊周圍意外發生的件數。我努力尋找因為我們付出而減少死亡或受傷的證據。而我需要的是更有公信力的數據。 在寮國，很少有關意外的報導。住在偏遠村莊的人們認為：跋山涉水為了一個在他們眼中很平常的未爆彈意外作報導是浪費資源的行為。(在寮國擁有超過10,500個村莊，是東南亞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當地人計算村莊到最近市集的方式是走路的“天數”) 你可能會想說從醫院的紀錄開始找起會是個好的出發點。但是在寮國，人民根本沒有錢付醫藥費，甚至是村落到醫院或診所的交通費都有問題。看到那些在當地小診所撐到不能再撐而轉到大醫院的窮病人，那受傷嚴重的程度令人震驚。 醫院紀錄只提供了部分的未爆彈受害者數量，還有不準確的死亡數目。撇開醫療費用不說，重傷病患的家屬有時候也不願意帶患者到醫院治療，因為他們害怕一但人死於他鄉，他的靈魂將在陌生的環境中徘徊，所以他們認為患者在家中死去是較好的選擇。 上星期一個“風險教育”的國際會議中我研究了一下有關寮國的官方數據。在場的每個人對此數據都抱持懷疑的態度。幾名熟知當地資訊的與會者舉出了許多沒有被列在官方清單的案件：未爆彈清除技師的在工作中不慎被炸死、幾名小孩被炊火底下的未爆彈炸死、年輕人釣魚時被未爆彈炸死等等。單是這些案件就能官方數據持續上修。 我們工作的意義讓我不再計較這些數字。近一個月前我向我的朋友吹噓說我們工作的村莊裡已經有23個月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我聲稱這一段平安的時間就是我們努力結果的證據，然而就在兩個禮拜前，我們失去了繼續吹噓的權利。 這項消減了我們動力的事件在當地人眼中仍然無新聞價值：在Nakai Ta村里，有些人會在寒冷的早晨聚在火堆旁取暖。而不管取暖或煮飯，村民每天在會家中、村莊任何地方生火。Nakai Tai村已經在同個地方生存了三代之久，我可以走進村中上百個家中藉由燒焦的土壤以及木材灰燼指出他們上千個生過火的坑。 意外的發生是因為Nakai Tai某村民剛好在40年前留下的37厘米對空彈上生火，至於這種事為何會發生？想想看吧。 在彈殼爆炸的當下碎片飛過在場11個人的頭頂-那些當時覺得安全又溫暖的男女小孩。幸運的是爆炸的軌道高過村民的頭部以及身後的房舍，只有最靠近火堆的村民被燒燙的碳火濺到臉部，而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的傷勢嚴重到需要花錢看醫生。 一位女性因為爆炸氣流的關係短暫性的失去聽覺，不過三天後她很開心的告訴我們她的聽力奇蹟似的恢復了。Yai和我覺得這是”絞架幽默”(註：把不好的事件-例如死亡-變好笑的幽默)因為她聲嘶力竭的告訴著我們她聲音如何回來的故事。 像這樣的事件真的很少會被紀錄在官方數據中，而且從寮國人的觀點來看，這種小事並不需要報導。就一些小小的火花、燒傷，家裡的急救箱就可以解決，還有一個聽力受損女人但是對她來說不是大問題。 填寫未爆彈意外的格式裡只有“受傷”及“死亡”。就我看來，沒有人會因為死亡的數據的改變而感到畏懼。或許應該計算一下因為受傷或和死神擦身而過而受到創傷的人。Nakai Tai村將在名單中多添上11個人。 我想或許我提出這樣的議題很蠢。但如果像我們一樣在此工作的人無法精確計算受害人數包括受傷、死亡，我們又如何能列舉出生活在那些看不到的精神痛苦之下的人們呢？ 我們應變小組所作的工作無法完全保證可以救人，但秉持著我們可以作一點改變的精神，我們將持續在此埋頭苦幹。1000個子炸彈堆起來的確會造不小的傷害。或許我們可以大聲的說Nakai Tai村在意外發生前23個月風平浪靜的日子是我們努力的成果，而我們將繼續努力下一個23個月，不，是24個月。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非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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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xai 村, Khammouan 省,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Khammouan省Mahaxai村位於寮國中南部，距離越南邊界大約向西40哩。在中越戰爭期間，寮國皇家軍隊步兵和代表寮國解放陣線的越南軍隊曾在這裡發生激烈衝突。交戰期間，當地居民原本就已險峻的處境，後來更因美國軍機的連續轟炸而亦發艱難。 直至今日，Mahaxai仍是掃雷隊繁忙工作的地方之一。在2008年，我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清除折磨該村長達30年的一處佈雷區中的半數地雷。(至於另一半呢？對當地人而言，悲傷的是，聘用當地人民進行掃雷的主要國際機構僅需要清除該致命區的半數地雷，即能達到其宣傳目標。達成預期目標後，沒有任何人，無論是人道救援團體或是商業組織，對完成這項工作感興趣。) 我們也清出了為數可觀的迫擊砲、飛彈、砲彈和集束彈。同時，也掃出一些大型炸彈。我們曾找到重達750磅的炸彈，證明了死亡曾侵襲Mahaxai小村，從在2萬5千英呎高空中飛行的美國B52轟炸機上，如傾盆大雨般落下。 在中印戰爭期間，Mahaxai村民的生活條件相當嚴峻。有幾名幫我們工作的人就在這個地區長大，和我們分享了他們如何為了安全，被迫放棄家園，躲到山洞或徒手挖掘的地下碉堡中。他們形容，他們在恐懼中度過好幾年。比起當聽見飛機掠過頭頂時，思索著要怎麼邊跑邊掩護的恐懼，他們更害怕一再地從全家的轟炸逃難所長途跋涉到下一個處所。即使是在戰後出生的年輕世代也記得饑餓好似永不間斷，時不時還得費盡千辛萬苦來滿足日常基本所需。害怕被射擊或轟炸的恐懼在1975年終結，但因戰爭而起的貧窮直至今日都還沒被克服。 我之所以會對Mahaxai戰時和戰後的處境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結交了2名Mahaxai村的村民，這兩人是壞疽性口炎的病友。在寮國，壞疽性口炎這種罕見疾病可能肇因於戰爭造成的生存條件低落。既然Mahaxai村的環境出現了多起壞疽性口炎病例，我希望能深入瞭解該村落在戰時或戰後不久的生活條件。我也希望能對目前的狀況進行評估，探討在這麼多年過去後，村中的生活是否仍致兒童於險境。 壞疽性口炎過去稱為口頰壞疽，症狀是在嘴部出現潰瘍(軟組織壞死)。年輕兒童是好發群體，通常會造成嘴部或臉部被破壞變形。一名寮國發展運動工作者發明了一個很適切生動的寮國詞彙“Pagnad Pak Poue”(意指嘴部爛掉的病)來形容這種情況。在未受到治療的兒童中，死亡率高達90%。少數存活下來的人可能會失去牙齒、嘴唇、臉頰、鼻子或下頜。 壞疽性口炎曾被稱為「貧窮之臉」，因為這種病症的出現明顯與貧窮、營養不良、傳染病、免疫系統受損、生活在與家畜動物有近距離接觸的環境、缺乏維生素、公共衛生不良、口腔衛生不佳以及可取得的健康照護有限等因素密切相關。 這種疾病最常出現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像是奈及利亞即建有全球最大的壞疽性口炎治療中心。壞疽性口炎在亞洲常被忽略。我的友人Dr. Leila Srour讓壞疽性口炎在亞洲的氾濫首次登上學術殿堂。Dr. Leila Srour接受了美國明尼蘇達州慈善機構「健康前線」(Health Frontier)的贊助，在一份專業醫療期刊上發表了在寮國壞疽性口炎的研究紀錄。(詳見：寮國的壞疽性口炎：亞洲貧窮地區赤貧的恥辱，刊於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2008年3月號)。 Leila是第一個指引我前往Mahaxai的人。 我找到的第一名病人是名為Gadam的男子。一旦我決定要調查他成謎的行蹤，他一點也不難找。從Mahaxai外好幾哩的地方出發，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問村民說，要去那裡找那個臉上有洞的男人。我問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為我指引他家所在。 當我終於找到他時，Gadam剛好從他的稻田中結束一天的工作返家。他的半邊臉被一條綁在他頭上的圍巾遮住，將他的下巴和臉頰藏了起來。我的出現讓他有點害羞，不過我的口譯人員Yai擅長於打破僵局，與村民建立關係。我讓Yai先和Gadam談天說笑一陣，然後才向他解釋，我曾聽聞Gadam的故事和他的健康情況，因而想要更了解他的生活。 Gadam將我們迎進了他家，當我們停在門口脫鞋時，一名年輕女子從屋裡走出，拿著掃把，迅速地把陽台的地板掃乾淨，鋪上一塊色彩鮮豔的墊子。我和Yai放鬆地盤腿坐在地上，Gadam立刻在我們對面坐下。很快地，年輕女子再次出現，手中拿著兩個杯子和一個裝滿清水的水壺。她優雅地坐在Gadam身旁。 「嗯，」我想，「這應該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妻子。」 從我坐的位置直直向前看去，Gadam的臉部和嘴部看起來幾乎是正常的；圍巾成功地將他臉上變形的部分遮蓋住。我猜想著，當他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時，是否仍會戴上圍巾，讓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員不要看見他的傷口。此外，我問我自己：「在小村的封閉生活中，他是因為羞恥，還是怕別人感到不舒服，才把他的臉藏起來？」 在幾分鐘關於目前農事景況、天氣和Gadam家人健康狀況的閒談後，我們開始進入正題，討論傷害他的臉部、也改變他生活的疾病。Gadam說話低聲細氣的，有點害羞，不過他很樂於分享他所記得的罹病過程。 後來，當我對壞疽性口炎更加認識之後，我了解到Gadam含糊的聲音不只是他的害羞所致，事實上這也是疾病所帶來的後遺症之一。壞疽性口炎的病患的下巴骨頭構造和嘴部其他組織通常會被大幅度損害，以致於他們無法移動下巴去吃東西或說話。(以Gadam的例子來說，如果很用力的話，他的嘴可以張大到食指的寬度。) Gadam說他目前大概27、28歲。而他大概是7歲時得到壞疽性口炎的。他記得那時他剛開始上學沒多久。他最先出現的症狀，與大多數的壞疽性口炎病患相同，是在口中出現了小小的、會痛的潰瘍，很快，潰瘍變成黑色，嘗起來的味道令人很不舒服。 疼痛很快地開始蔓延，他母親所使用的任何一種家庭療法都沒有辦法治癒。由於Gadam家貧，到30哩外的省級醫院接受治療是不可能的。Gadam不確定他病了多久，不過他知道他母親害怕他會就此不治。他開始發燒，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接著可能是好幾天都失去意識。在感染減弱前，他失去了牙齒、頜骨和嘴中的軟組織。他在兩頰都留下佔臉部1/4大小的洞。 大約當Gadam從疾病的高峰期慢慢恢復時，他相信他自己的外表都被毀了，他根本不能承受要面對同學的想法，因此從未返校就讀。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把臉遮起來。 很難準確地預測壞疽性口炎究竟奪走了多少人命。而被毀容的受害者也常躲起來，或是被家人藏起來，避免與大眾接觸。各國政府有時會否認壞疽性口炎的發生，因為出現了壞疽性口炎等於污辱了政府所進行的援助和發展成就。由於這種個人和集體的恥辱，大多數的病人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滿懷寂寞、悲傷和絕望。 就像要求一條魚去形容水為何物一樣困難，Gadam幾乎不能估算在他童年時，他的家庭究竟是比Mahaxai的其他人家來得窮還是富有。「我們就像其他人一樣。」他說。 為了對Mahaxai在戰後10年左右，也就是Gadam童年時的生活條件有更清楚的了解，我繼續追問。但我提出的食物和衛生相關問題讓Gadam感到很困惑。他根本無從了解，自己的家庭所獲得的食物比鄰居多還少，而他們使用的水資源是比他人來得清澈還是混濁。對Gadam而言，在Mahaxai的生活就是在Mahaxai的生活，就是生活該有的樣子。然而，我的其中一個問題的確引來具啟發性的答案：Gadam的母親生了6個孩子，有3個孩子在幼年就夭折了，而她也幾乎要失去Gadam。 (直到今天，或者說至少到2007年，這是我所擁有確切數據的日期，都還有41%的寮國兒童營養不良；許多地區的嬰兒死亡率達到兩位數，而寮國人的平均壽命比大多數美國人少20年。) 就我個人的看法，Gadam人生中幸運的是他的姐姐嫁得很好。他的姐夫並不富有，但是，由於他擁有一間加油站，因而能夠將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原生家庭從赤貧中救出來。他姐夫甚至準備了一筆錢帶Gadam到泰國去尋求可能的醫療措施。悲傷的是，Gadam是在12歲時才進行了這趟到泰國醫院求診的旅程，當時他的家人已聽天由命4年多了。泰國的醫生診斷出了Gadam罹患的疾病，但是無法在Gadam家人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內，提供治療。重建手術所需的費用遠超過Gadam姐夫所能負擔的範圍。 Gadam雖在沒有受教育的情形下長大成人，但他的力氣很大，能夠幫忙在自家的稻田中工作。幾年前，Gadam的姐夫提供他一份兼職工作，讓他在加油站中幫忙加油，加油站的位置位在經過新Mahaxai村，一條人來人往的路上。在加油站的工作把Gadam推進村子以外的更大世界，強迫他要與陌生人見面對談。然而，他堅持不在大眾面前將臉露出來。 Gadam在村中與一名從小就熟識的年輕女子培養出了友誼，這名女子穿越了Gadam變形殘缺的外在形體，看到了他的內在。一段羅曼史因而開展，接著兩人便成婚了。有一回我拜訪他們時，問他們是否計畫要生育子女。Gadam回答我說：「我們有在嘗試，但還沒有好消息傳出時。」我幾乎掩蓋不住我的竊笑。 自從我第一次遇見Gadam後，我經常經過這間家族經營的加油站，停下來與Gadam聊天，或是我會開到村中去拜訪Gadam和她妻子。在後來幾次的拜訪中，我陸續得知她妻子已經懷孕、已生下一名健康的小男孩。後來有一次，正在學步的小寶寶在我大腿上跳來跳去，他的父母則在一旁看著。 Gadam殘缺的臉部肌肉讓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樣微笑，但那天，他的眼中充滿了驕傲和幸福。 在這篇文章的第2部中，Gadam進行了手術，進行臉部重整。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謝雯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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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海外的醫療團隊，在寮國幫助外觀受病毒侵蝕的患者。 華特柯沛住在史東罕(Stoneham)與曼谷，是半退休的商界人士，他為一慈善機構「地雷受害者與清除地雷信託基金會」(Mines Victims and Clearance Trust)工作，常前往寮國探視。柯沛最近為了清除未爆彈的相關事務而造訪該國。 華特柯沛 2月26日 曼谷報導 整容手術。這幾個字使人想到為了延續上鏡美貌不惜挨刀的大小明星，或是透過手術重建人生的燒燙傷病患。在發展中國家，唇額裂整形手術也很常見。 在全球最貧窮的幾個國家中，人們飽受營養不良之苦，這使得他們容易得到一種較不為人知的、會導致外貌受損的疾病─走馬疳(Noma)。走馬疳又稱壞疽性口炎，會導致顏面組織壞死，特別是口部和臉頰。患者口腔黏膜往往會潰爛，組織快速壞死，臉骨組織也可能連帶毀傷。走馬疳通常和嚴重的蛋白質攝取不良和衛生不佳的居住環境有關。雖然直到上個世紀，走馬疳都還存在於美國境內，目前它主要是出現在非洲各地、亞洲和南美最貧困的幾個地區。在寮國的多數偏遠地區，1965年到1973年間的秘密戰爭，留下了散佈土中的未爆彈和其他裝置，導致耕地和農地有限，作物供應不足，民眾營養不良，疾病接踵而來，走馬疳就是其中之一。但要在寮國看到走馬疳患者可不簡單，除了因為他們住在偏遠地區，更因為其肢體殘缺，而遭社會汙名化。這些病人常會遮住自己的臉面，由家人安排隔離獨居。 治療走馬疳患者的醫療資源有限。造訪寮國的海外醫療團隊，會對在當地無手術可做的走馬疳患者和其他病人進行治療。最近有兩個團隊在永珍的瑪和梭醫院(Mahosot Hospital)治療走馬疳患者，分別是荷蘭的「縮短差距基金會」(Bridge the Gap Foundation)和澳洲與紐西蘭醫護人員組成的「國際整形醫療組織」(Interplast)。筆者的朋友吉米哈瑞斯(Jim Harris)是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退休教師，也是「幫助戰爭受害者組織」(We Help War Victims)的創辦人，他多數時間待在寮國，最近安排了兩位走馬疳病人來到瑪和梭，接受外科醫師的治療。其中一位病人是加丹(Gadam)，是一名來自甘蒙省(Khammouan)馬哈希市(Mahaxai)的30歲男子。 加丹是在七歲時感染走馬疳的。雖然他的肢體變形了，卻幸運地活了下來。走馬疳患者的死亡率高達90%；那些和加丹一樣活下來的患者，會發現他們的生活完全地變了個樣。舉例來說，進食不便會影響患者能吃的食物種類，而雖然加丹有個美麗又體貼的妻子，其他患者卻可能幾乎沒有社交生活。在寮國這樣貧窮的國家，基礎建設有限，醫療設施也同樣不足，因此和已開發國家相較，人際網絡對人們就更顯珍貴。哈瑞斯在12月底時，於威斯康辛州的家中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那是一名在寮國的美國醫生寄來的，信中告知，荷蘭的縮短差距基金會將在一月造訪永珍。透過電郵、電話和幾個朋友的幫忙，吉米把加丹從村裡接到永珍的醫院。而預計待上兩週的荷蘭團隊，才剛抵達寮國幾個小時，連調時差的時間都沒有，就把所有的走馬疳病人診斷了一回。加丹通過評估，將在兩天內接受手術。 筆者在寮國支持清除地雷計畫的同時，接觸了荷蘭的醫療團隊。醫生們表示，加丹和其他兩名患者，即一名患有走馬疳的男孩與一名受臉部槍傷後遺症所苦的女孩，都需要在6到8週內接受進一步的手術治療。幸運的是，國際整形醫療組織將會在那段時間來到寮國。雖然該組織的醫生主要是治療燒燙傷病人，他們卻很樂意隨時給予協助。筆者在2月底回到瑪和梭醫院時，加丹已做了兩回手術，幾週後要再挨幾刀。加丹外貌上最驚人的部分是臉上的軟管，那是醫生用加丹的皮膚做成的，從胸腔連接到臉上去。這支軟管能運輸富含營養的血液，幫助加丹早日康復。 無疑地，寮國還有更多走馬疳病患等待被發現並接受治療。如同對抗其他疾病一般，醫療團隊的終極目標就是要讓走馬疳銷聲匿跡。但寮國比其他國家更迫切需要的，是清除「未爆彈」，英文是”UXO”，unexploded ordnance。炸彈清除後，人們將有更多土地來耕作，發展計畫也才能繼續推進。土地和計畫所帶來的食物與收入，能加強營養、教育和醫療照護，最終消滅疾病的根源。 若想知道更多這些治療走馬疳患者的機構資訊，請前往他們的網站：www.interplast.org，www.bridgethegap.info 以及www.wehelpwarvictims.org。想知道如何支持「護照」部落格(the Passport blog)，請與環球報的助理外文編輯肯尼卡普蘭(Kenneth Kaplan)聯繫：k_kaplan@globe.com。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Tien-Ying Hsu, 24/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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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郎村 – Nakai 區,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們絕對從未以任何方式，或任何情形下，利誘村民向我們通報未爆彈，從未用一分錢、一件衣服、課本、食物、糖果、啤酒，或其他任何微薄的回饋。 但這一天，組員們為了要與這位11歲的女孩合作，幾乎破了例。　從塔郎村（Tha Lang Village）小孩子的口風中，我們得知，Mone在外出尋找竹筍作一家人的晚餐時，發現一堆炸彈，卻沒有向老師或奈班（village Naiban）村方通報。 當大夥找到Mone時，她在家裡，而沒有去學校；她母親前一天剛生產完，她正在做家事。　就我們所見及與她母親的簡短交談中可知，Mone做得不錯。 與Mone歲數相當的寮國女孩子，在母親身邊幫忙多年，多能煮飯、縫補、洗衣、打掃、整理花園、照料牲畜，且最重要地是，能照料家中每位幼童：餵食、洗澡、穿衣與教養等。　「大姊」的幫忙對家中不可或缺，忙碌時，女孩子甚至要犧牲數天至數周的學校課程。 當我們小組初見Mone時，她正在搗米，將米除去米糠以炊煮。　這件每日例行的家事雖無趣，但極為重要，不搗米就沒有飯吃。　寮國話中，「吃飯」的意思即為「吃晚餐」。 在準備中, Mone運用全身重量，如蹺蹺板般將支點另一端舉至半空中，接著退開，使原木落下，一支棒球棒大小的木杵便下擊，落在巨大樹幹挖空的臼底，將米糠搗落。 搗米讓多數成年人都感吃力，Mone卻得自己來。　與她年紀相當的女孩子通常與一個兄弟姊妹或朋友一起搗米，因為一個小孩子的體重通常不足以舉起原木.（當女孩子的兄弟姊妹無法幫助時，父母會在女孩子背上放一整袋石頭，以增加重量。） 除了少數有幸能使用柴油風車的村落外，搗米的節奏聲：咚、咚、咚，便成為部落生活的脈動。 Mone的母親准許女兒帶我們去找炸彈，但Mone卻反對，勤快的她說：「我為了家裡沒去上學，我有太多工作，不能帶你們去森林。」說得有理。 大夥默默地衡量情況，彼此交換會意的眼色，開始做起家事。　Mone讓開一旁，讓Done與Bot接過搗米，Orathai翻動臼裡的米粒，將未搗過的米翻到表面，使搗米的效率發揮至最大。　大夥輪番上陣，加快了村落的心跳：砰通，砰通，砰通，砰通的直到搗米完成，一家人的晚餐有著落為止。 當搗米結束後，我們全體往卡車方向前進，期待著Mone與我們共乘至路口，並指引我們通過叢林到她發現竹筍與炸彈的地方。　但她再度拖延，又想不出讓我們無以駁倒的理由，只是佇立著，不發一語，眼神避著我們。　隊員們很挫折，輪流試著哄她說話。 我的直覺是，她覺得一個年輕、村子裡的小女孩，與我們七個成年、身著制服鞋子的除雷小組成員為伍，有損名聲。　我問她是否想邀請幾位學校朋友同行，她的臉上表情才和緩下來，立刻從後方爬上卡車。 載著旁觀者一起尋找未爆彈, 我們心情很複雜，但有時卻是讓村民願意同行的唯一方式。　良家婦女都不願被看到在外遊蕩、獨自與陌生男子進入叢林。　女性通常為維護名聲，會帶著一個年輕孩童，在指引卡車通過叢林找到炸彈時，將孩子抱在身前。 Mone在學校挑了四、五個朋友同行，她們都答應了，真是聰明；要她們以一下午的學校課程，換取一趟炸彈清除卡車與一段真正的冒險，無需多費唇舌。　她們很可能也已預想到，回到學校後她們將享有甚麼樣的地位。　一整個下午以來，Mone終於綻出笑容，我們組員也是。　我們總算再次出發掃除炸彈。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吳柏賢, 17/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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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umsouk 村 – Nakai 區,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我被派來這裡取得寮國即將展開的豐年祭的第一手資料。我可以很精簡地只報導南屯河上釣魚的狀況，而且我可以比美國的任何一個人還早知道芒果的採收時期。 但當我回到美國時，朋友問起寮國政府的政策並要求我解釋亞洲地理事件的意義，我總是有所保留。直到我讀了紐約時報的一些關於基督教科學與國外事務的議題，我才知道默不作聲不該是我應採取的態度。 在這兒我們幾乎接收不到新的訊息。在永珍 (寮國首都) 較好的旅店裡，會播放BBC或CNN的新聞。很不幸的，這是我的預算無法負擔的。我所待的地方，大廳的電視機永遠播放著泰國連續劇。 Odoumsouk村跟永珍截然不同。今天我花費一小時撥弄著短波收音機，卻只得到三十分鐘的英語廣播節目，來自於德國的接收站，而這些報導只與歐洲事物相關，沒有來自亞洲的消息。 阻擋我得到寮國政經新聞的不只是語言問題，這裡的人民仍在黑暗中，因為寮國政府一黨獨大，控制了所有的媒體，對大眾幾乎封鎖了新聞的真相。 舉例來說，現在寮泰邊界有了些麻煩，但在這裡，詳細情形只能從寮國境外取得。我坐在離事件發生處幾百哩，但電子及平面媒體都默不作聲。以下是我從網路上拼湊出的一些消息： 大約我五千名苗族人非法住在泰國Petchabun省的Huay Nam Khao難民營，位於寮國邊境旁。幾乎所有的寮國人民都認為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為了逃離他們所受的壓迫，只因為他們是種族或是因為在印度支那戰爭期間為了他們家庭的歷史曾經與美國軍隊合作。 泰國政府拒絕維護這些不論是受到種族還是政治迫害的難民，也拒絕庇護他們。泰國人將Petchabun省的苗族人視為經濟難民，他們只是想要藉由移民到泰國得到較好的生活品質，也許他們最終的目標是抵達美國。 現今居住在Petchabun省的苗族人已在2007年末明顯減少，當時有超過八千名難民未經合法居住此地。難民人數減少是因為泰國政府強制遣返了數百名難民回到寮國。剩下的，因為一直得不到美國的同意沮喪至極，對此僵局感到厭煩而自願回到他們的家鄉。 近幾年，泰國與寮國化解了一直以來的敵意，並試著將雙方關係達成和睦，他們了解經濟整合的獲益，兩國都期待長久以來因為苗族難民而產生的問題盡早結束。一月，泰國政府宣布遣返當地非法居留的苗國難民回寮國，並預計在2009年六月完成遣返動作。寮國政府同意配合這遣返動作，也接受這樣的協議。 最新宣布的遣返苗族的半年期限比起在2007年五月兩國協議的遣返計劃更加提升。早期的協議內容是泰國可以即刻遣送新一批尋求政治庇護的苗族人回到寮國。在2008年二月，泰國外交部宣布他們意圖每個月遣返200位難民回國，來減少難民的人數，直到他們全部回國為止。 現今泰寮政府面臨的矛盾是仍留在泰國的五千名苗族難民堅決不肯回到寮國。泰國政府必須對付他們在營中發起抗議或暴動事件的威脅行為。可靠消息指出，如果泰國軍隊意圖強迫他們回到寮國，這些苗族難民最極端的手段是將會是發動集體自殺。 現在大部分的在泰國的難民是較晚抵達的。有一些是第三代的難民，他們是在泰國出生成長並在泰國居住了二十餘年。 1990年初，最後一批被聯合國獲准在泰國居住的苗族難民were closed而居住那裏的難民得到最後機會讓他們可以到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或其他國家。但不同的因素的關係，仍有數千人無法離開泰國。 一些倔強的居民仍然懷有同軍隊光榮回國的夢想，有一些因為聽說了早期移民到美國的苗族人的慘痛經驗而不敢離開，也有些被禁止離開亞洲，原因是他們或其他家庭成員有些問題像是一夫多妻、吸毒或是慢性病 (甚至有名的將軍Vang Pao，也是苗族人首領，必須要先跟他的眾多妻子離婚後，才能獲得居住美國的機會)。 正式的難民營中止之後，許多苗族人不能或不想離開泰國，為了避免被遣送回寮國，他們接受Wat Tham Krabok的庇護Wat Tham Krabok是泰北的一間佛寺。超過十年的期間，根據傳回到寮國的消息，住在寺廟附近的苗族人從一開始的幾百人到現在已經有上萬人。 2003年，為了幫助泰國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美國宣布將提供另一個「最後機會」讓苗族難民進入美國。再一次，泰國政府聲明，如果不去西方，就會被強制遣返回寮國。於是有超過一萬五千民的原本居住在寺廟周圍的苗族人移民至美國 (有五百名的難民到了我的家鄉─威斯康辛州，沃沙市)。 然而，又一次，很多人不願意或不能夠離開 (有時候家庭中一個成員的需求就影響了整個龐大的家族)。很多居民不願意回到寮國，所以搬到泰北的路邊紮營，在過去了六年裡他們都在骯髒的環境裡居住。他們吸引了幾千名才剛從寮國離開的難民，這些難民都希望美國可以打破僵局，提供更多的「最後機會」讓他們遷入美國。 泰國政府知道舒適的居住環境會吸引更多的苗族移民，所以開始積極限制非政府機關的善心機構捐款 (大約四十萬的苗族住在寮國，大部分都沒有意願到泰國，但是泰國害怕這些寮國居民會以經濟難民的身分居住泰國而引起更嚴重的問題，所以覺得要先行控制)。 寮國政府承諾，難民回國不需要害怕賠償，也史無前例地邀請了記者、外交官以及社工員到永珍參觀為這些難民重建的村落。但是，太長時間的謠傳、猜忌以及敵意 (有時候引起的並非寮國的苗人，而是居住外國的苗人)已經造成了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所以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寮國政府的安全保證。 這個事件的發展會在六個月之後揭曉。許多觀察家懷疑美國是否會更加積極涉入進而開啟一個較寬鬆的移民門檻─另一個苗族來到美國地「最後機會」(儘管過了三十年，而三代居民已經不在那遙遠的戰爭中).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崔家怡，Kelly Tsui or Chia-yi Tsui, 台灣, 15/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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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umsouk村 – Nakai區, 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駐足與截肢者談話已成為我的一個習慣。我發現，因炸彈、地雷和其他老舊武器的意外所產生的截肢者有將近一半, 而從種種故事中我學到，爆裂物受害者必須將他們的故事傳下去，我也常用這些來豐富生動我分享給居民的未爆彈安全性的訊息。 在這些人當中，除了因爆裂物而失去肢幹者之外，摩托車意外是最普遍的案例，也曾聽聞如蛇咬、糖尿病、癌症等悲傷的故事。然而，最令我悲痛的是我遇到痲瘋病（漢生病、韓森氏病）所造成的失去鼻子、手指、腳趾、手掌、腳掌甚至整個肢幹的頻繁程度。我所難過的是，不同於其他產生截肢的因素，痲瘋是一種早在受害者的身體情況需要被截肢以前，可被抑制並治療的一種疾病。 痲瘋在聖經和其他古老文獻中是個可怕的疾病，常被引為災難。單是說出痲瘋這個詞就令人聯想到腐敗的肉體和可怕的缺陷，因此救援工作者和醫護專業人員致力於以情緒中性的用語「漢生病」、「漢生病人」來取代蒙受污名的單字「麻瘋」「麻瘋病人」（英語有受排斥之人的意思）。 相較於幾千年來痲瘋受害者總被迴避甚而逐出社群的事實，我很驚訝它並不是個猖獗的傳染性疾病 ── 容我直言不諱，要得到肺結核比得到麻瘋來得容易許多，即使你和病患一起工作生活。 任何一個特定時間，有上百個案例正在寮國境內發生。至今仍存在「痲瘋村莊」：病患和整個大家族成員被世俗隔離。負責醫療這些病患的醫療中心也改以較委婉的「皮膚醫院」，意識到「痲瘋診所」這類用語的污衊性。 皮膚上產生斑疹是痲瘋最先被觀察到的跡象。由於受波及的組織內部神經遭破壞，斑疹所在的區塊會很快地失去它的感知能力。一旦這些組織對疼痛不再有反應，受害者可能遭到切除、燒毀，以及在沒有任何痛覺下繼之而來的感染。 一個為當地提供大眾教育、同時也給予痲瘋病患醫療的援助組織，出了一本簡而易懂的漫畫，關於一則平凡村民染上痲瘋病的故事。我將和讀者們分享這則虛構的故事，因為它與我所相遇的實際受害者的生活非常相似。 （以下感謝Tulong Yang從寮文翻譯這篇故事，Tulong目前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州Schofield的DC Everest 高中） 這個故事開始於Som Sook村的一對新人，新郎Nai和新娘Nat。所有人都很興高采烈，光明的未來在迎接著這對年輕夫婦，在婚禮慶典上我們遇到了Noon，新郎最好的朋友。 可惜的是Noon無法盡心享受這些歡慶，近來他的身體很不舒服，他的腿和手臂很痠，時常感到疲倦。他心想：「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令我總是覺得累？」 多個星期過後…… 新婚夫婦Nai和Nat正在享受新郎和新娘的角色，Nat已懷了夫婦倆的第一個孩子，他們樂觀的看待未來；Nai盡全力勤奮工作，催促自己不再是為一個人工作，作為一個父親他需承擔起更重的責任，來養好一個家。 有一天，Nai的好朋友Noon歇腳來菜園拜訪他。一如往常，他自願出力幫忙做些粗重的工作，不幸地，婚禮後的這幾個月中他變得更虛弱且更容易勞累，他甚至失去了味覺。他幫忙扛了一袋很重的米去夫婦家，然後對自己的疲勞之速度大吃了一驚！ Noon心想：「大約再幾個月我就要結婚了，我要如何當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如果我無法比現在更用力工作？」 一抵達Nai的房子，Noon卸下重擔然後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身體狀況是多麼糟，他除去上衣，將他皮膚上的斑疹給Nai看。 Nai一再地要Noon安心，他勸阻Noon去給醫生診斷。他說服了Noon相信他只是得了一種輕微的皮膚病，可以用在地的藥物輕易並便宜地治癒好。 隔天，Noon前往一家當地商店買一些成藥，老闆建議他服用完所有的藥，若他的症狀持續就回來再買更多。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Noon照著老闆的指示做，他花錢在無效的家庭偏方但情況只有更糟。 當Noon終於對在地藥物失去信心，他去找醫生。醫生懷疑這是痲瘋於是做了個簡單的測試：用棉花球揉Noon皮膚上的斑疹。Noon察覺不到任何東西，證實了醫生的直覺──Noon患了痲瘋。 醫生給Noon一些藥然後向他保證很快地他就不會傳染給周圍的人了，也為他調配了會治癒疾病的藥材療法。醫生告訴Noon，這些藥物無法逆轉已經造成的傷害，但會預防症狀的進一步發展。他恭喜Noon尋求了適當的幫助。 Noon無法下定決心向他朋友訴說他患的病。他害怕他們會規避他，或許，還會把他驅離村莊。 有一天Noon就要和Nai和Nat分享他的秘密了，當他正要開口傾訴時，Nai說了一個擾亂他心思的故事。 Nai告訴Noon，就在那天稍早當他在森林打獵的時候，遇到了一群過著悲慘生活的無家可歸的人，他們染上痲瘋而被驅逐出村莊。Nai表示他支持給予這些人這樣的對待。 Nai說他不認為這些痲瘋患者應被允許與健康村民住在一起，Nai甚至把經歷過這趟遭遇的食物全丟掉，告訴妻子他不能想像吃著接近過痲瘋病人的食物。 顯而易見地，Noon改變心意，不願分享他有痲瘋的這個事實。 現在這個故事有了個諷刺性的轉折： Nai與他的妻子Nat皆開始顯現患病的跡象，Noon嘗試說服他們去看醫生但Nai堅持只要服用廉價的在地藥物。Noon瞭解他必須分享他的秘密為了救他的朋友們，他宣佈他有痲瘋病──而接受妥當的治療會治癒這個疾病。 於是Nai和Nat都去看診，都被診斷為痲瘋病，然後都開始接受治療。 最終一幕結束在幾個月後的Noon的婚禮，大家都很雀躍而Nai和Nat對他尤其感激，他們看著他們的小寶貝女兒然後表達感謝，因為他們已不再具有傳染性、寶寶也不再陷於被感染的危機。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Shanon Chiu, 19/2/201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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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WV 直接提供救助給受戰禍所害的個人或社群；本組織聯合其他非政府組織照受害者需求提供服務。我們面對許多挑戰，但也有許多想法；我們只會因必須分享的資源不足而受限。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Pete Chong, 18/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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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辛州退休校長挖砲彈 吉米哈瑞斯(Jim Harris)單膝跪地，膝頭沾滿泥濘，小心翼翼地探測著一枚拳頭大的未爆彈周圍泥土。一名男孩在寮國南方小村Phonephanpek挖蟲子時，發現了這只砲彈。哈瑞斯心平氣和，但略顯憂慮。時間已晚，夕陽把一切都染成了土褐色。「我討厭在一天的這個時候挖砲彈，」他說。 哈瑞斯是一名60歲的退休小學校長，來自韋斯頓(Weston)，那是個沃索市(Wausau)南方的小鎮。哈瑞斯很高，蓄著大鬍子，頂上有幾縷灰髮。他比多數的寮國人都還要高，有著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培養出來的溫文態度。在寮國，哈瑞斯的課程著重在軍火和求生存。1964到1973年間，美國在這個人口稀少的東南亞國家投下了40億磅的炸彈，作為越戰期間攻略共產黨補給線的手段之一。有9年的時間，美國軍機每8分鐘就要轟炸寮國一次。美軍把上百枚當地人所說的「小炸彈(bombies)」裝到霰彈筒裡，它們會在空中打開，讓炸彈四散落下。高達30%的炸彈從未被引爆，寮國的土地直到今天都還受到未爆彈的汙染。每週都有村民在下田工作、搜尋食物或廢鐵時，被炸傷和炸死。「挖土是很危險的，」哈瑞斯說。 2003年退休後，哈瑞斯開始為一家位於紐西蘭的清除未爆彈組織─鳳凰除彈有限公司(Phoenix Clearance Limited)工作，這可是相當特殊的退休生活。「我從來不會為了這工作實際與否感到困擾，」他說。 他對寮國的興趣，來自那些在威斯康辛州(美國第三大苗族居住地)定居的苗族洪水難民。哈瑞斯一開始是去寮國渡假，和他在沃索市鄰居的遠親們碰面，並帶回當地的文物，讓學生們認識苗族文化。 半年以來，哈瑞斯拜訪了一個又一個的村莊，教導寮國人民關於未爆彈的知識。「這是我選擇的退休生活」，哈瑞斯說。「我大可以去打高爾夫球。」 但他沒有去打球。哈瑞斯和寮國夥伴亞兒(Yai)挨家挨戶拜訪，在田地和林間搜索，跨過欄杆，踩過淤泥，和螞蝗、蚊子及熱帶烈陽奮戰，就是要找出村民們見到的未爆彈。不論未爆彈在哪，他都會去─事實上，到處都有未爆彈。「我和亞兒合作的前六個月，就拆除了上千顆的小炸彈，」哈瑞斯說。「後來我就放棄計算數目了。」 回到Phonephanpek：隔天，哈瑞斯帶著一支團隊回到原址清除炸彈。「它在百碼之外就能炸死你，」他說。隊長Khonesavan偵查砲彈的同時，其他四名團員高吹號角，警告村民應盡速撤離。 Khonesavan在附近找到了第二枚炸彈，這使得拆除程序更加複雜。他小心地將炸彈移到一個洞裡，再將一塊紅色的老TNT俄羅斯炸藥(約為肥皂大小)放在炸彈上頭。一條導火線將炸彈和幾百碼之外的小盒子連接起來，盒子上有曲柄和啟動按鈕。全村的人都在聽他們倒數：三，二，一，碰！滾滾紅沙和灰茫茫的塵煙飛散空中，爆炸讓人緊張得心都揪起來了。 過程很快結束。解決了兩枚炸彈，還有數百萬顆尚未清除。但哈瑞斯對這小小的勝利和進展感到開心。 「這真的是很棒的工作。」 (十分感謝本篇翻譯作者: Tien-Yi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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